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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一间挂着“工笔画社”牌子的教室内，九年级学生杨艳楠单手执双笔，一支勾勒，一支敷色，两支笔行云流水般在指间切换，一幅竹鸟图正在笔下铺陈开来……
学校位于中国西北的宁夏中部干旱带，在20世纪末，方圆近百公里还是亘古荒原。经二十多年开发建设，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安置区，是23万移民群众的幸福家园。
“啥叫今非昔比？都在娃娃们脸上写着呢！”红寺堡四中党委书记郑会平说，以前，西海固的娃娃都是“三蛋蛋”：太阳晒成红脸蛋，嘴里啃着洋芋蛋，裤子露着屁股蛋。这些年，他的很多同事都眼见着自己的学生成了机关干部、人民教师、都市白领或者创业先锋，纷纷感慨：孩子们是移民区的最大“增量”。
因为教育，移民子弟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
至今，刘晓萍依然记得西海固老家“两头见不着太阳”的上学路：她的语文老师，也是当年爸爸的语文老师。
“一二年级的时候，班上还有几十个学生。到了四年级，全班只剩下7个人。”刘晓萍的记忆里，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都是全能型，兼着音乐、美术、体育、科学等课程。教室是平房，偶尔还漏雨。“冬天最难过，取暖用的是水泥砌的炉子，同学们上学路上都自觉捡柴火带到班里，但好像从来没暖过，大家都裹着大棉袄，穿得跟粽子一样。”
2012年7月，村庄整体搬迁。
新学期开学时，刘晓萍随着父母搬迁到两百多公里外的红寺堡，进入弘德燕宝小学读五年级。十来分钟就能从家门口走到校门口，第一次在三层的教学楼里上课，第一次见到暖气片、电子白板。也是第一次考英语，但只得了二十几分。本该三年级开设的英语课，刘晓萍在老家从来没上过。新的环境里，她的进步很快。小学毕业时，英语竟考了满分……去年夏天，从红寺堡一中毕业的刘晓萍，被宁夏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录取。这一年，仅她所在的弘德村，被录取到二本以上院校的，就有34人。
红寺堡中学副校长石金海至今仍清晰记得，17年前遇到的那位丁姓家长。搬迁前，他雇了一个初中辍学的孩子辅导自己家3个娃，随着这位“小老师”能教的东西越来越有限，他毅然决定：搬往红寺堡。
“他女儿高考时已过了20岁，在大部分类似家庭，可能早都嫁人了。”石金海说，上学期间，有个学生把他家儿子的牙打掉了，他请求学校：不要开除打人的孩子，开除他就熄灭了这个家庭的希望。
2009年，老丁家三个孩子同时考上了大学。如今，儿子丁育才成为红寺堡一个派出所的民警。另外两个孩子，一个在银行工作，一个在学校教书。
石金海说，过去在南部山区，一些家庭特别是少数民族家庭不让女娃念书。搬出来之后，看到在外面的世界，走一步路都得学会看路牌，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如今，在红寺堡中学，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占到65%，女生比例占到58%。
通过教育，越来越多移民子女的人生，有了出彩的机会。他们的家庭，也因此得到彻底改变。
财政优先保障，教育优先发展
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振兴乡村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是教育的职责和使命。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发建设之初的红寺堡，就树立了一种理念：越是贫困，越要把教育作为拔穷根的重要手段。
当黄河水通过三级扬水提升近300米，汩汩流入这片焦渴大地，人们对教育的渴望和对新家园的期待同时苏醒。
听说要向红寺堡搬迁的那一年，杨国繁35岁，是西吉县马建小学的老师：“很多人就一个想法——把娃儿们带出来，让他们把书念成。”
大河中心小学是红寺堡的第一所学校，也是这片亘古荒原上最先开工的建筑之一。近日，当记者走进校园，教学楼、科技楼、学生餐厅、教师周转宿舍有序分布，校园里书声琅琅。
23年前，1999年2月，这所小学的前身——大河三小开门办学。当时搬迁的人还不多，只来了不到30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只有1个老师，叫高俊新。所有孩子放到一块儿上课，开展复式教学。
就这样，红寺堡教育以此为起点，在一片荒漠上实现了从0到1。
此后的二十多年中，红寺堡各级各类学校增加到150所，在校学生超过50500人，教职工增长至2431人。
走在红寺堡的城市乡村，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最美的风景在校园，“互联网+教育”成为标配。其背后，是宁夏财政真金白银的全力保障。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孙志介绍，宁夏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9年保持在4%以上，高质量完成了中央“一个不低于、两个只增不减”要求。尤其是“十三五”时期，五年累计投入881亿元，比“十二五”时期翻了一番。
2017年，红寺堡开始在村庄大规模建设公办幼儿园，实现1500人以上的行政村幼儿园全覆盖。
“只要村里的孩子达到两个班，就建幼儿园。”红寺堡区政协副主席杨金花说，解决了后顾之忧，移民才能安心外出务工。不然，一家得留一个人看孩子，既造成社会资源浪费，也会影响移民收入。
走进大河村龙泉幼儿园，一楼拐角处的豆豆班，田艳萍老师正带着孩子们载歌载舞。“刚到这里的时候，孩子们个人卫生很差，有的袜子脱了都能立起来，大部分孩子都用不惯冲水厕所，嚷着要到院子里去尿尿。”田艳萍笑着说，“你瞧，还能看出他们与城里孩子的区别吗？”
红寺堡还形成了一整套机制，通过工资待遇这个“杠杆”，引导优秀教师向农村学校流动。
在财政资金支持下，移民区的教育，在“巩固”“衔接”“拓展”的同时，正在为乡村振兴赋能。
宁可苦自己，也不误移民
“那时候可把沙子吃美了。”杨金花一句话把时光拉回到1999年9月。那年，她25岁，从海原县教育系统调到红寺堡，给搬迁的第一批移民子女任教。当时的红寺堡刚刚开发，一片沙海，偌大的沙滩上看不到一棵树，“连根拴驴的桩子也没有”。风一刮，即使只隔几米也“相见不相识”。坐在屋子里，也要戴上头巾，房子盖得不太严实，沙子就从椽檩的缝隙里往下灌。一些男老师和女老师一样，穿后跟开缝的鞋，就为方便清理沙子。骑自行车回家，兜里的沙子能掏出半把来。
这种恶劣的条件，磨砺了红寺堡教育工作者的韧性。
2000年中秋节过后，张龙从老家西吉县搬到了红寺堡，在买河第一小学任教，就他和校长两个老师。没有桌凳，也没有教学设施。第一年冬天，学校只拉回去半三轮车煤。为了省出煤给娃娃们用，他和校长在宿舍里瑟缩了一个又一个冬夜。
至今，很多人依旧记得，最初几年，在红寺堡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句醒目的标语：“宁可苦自己，也不误移民”。一个“误”字，道出了为人师者的警醒与担当。“群众太穷了，一口锅、一卷烂铺盖基本就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张龙感慨，孩子就是一家人全部的希望。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红寺堡也未曾降低教师的准入门槛。从“老县”调来的老师，一律不超过40岁。2000年年底，和杨国繁一起调到红寺堡的两位老师，就因为超过了年龄而返回了“老县”。
之后几年，随着移民大量迁入，学生增长很快，红寺堡开始通过招考大批量补充教师。“从2003年至2005年，每年招考100多位老师，大部分都是宁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2003年考入教师队伍的童仲志说，“120多人集训了3天，然后再分配到各个乡镇的学校。当时，我们就在街道上跑操，很有气势。这也让很多人看到，考进来了这么多年轻的大学生当老师，把娃交给红寺堡，放心！”
每年补充100多名教师，加之此前基数不大，红寺堡教师平均年龄只有35岁，形成了一支有激情、有活力的教师队伍。在这里，苦教的老师和苦读的学生，师生的相互成就，创造了移民区教育的“红寺堡现象”。
呈现“溢出效应”，民风为此改变
民风是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心理与思维定式，没有外力的牵引，很难得到改变。
“2018年9月，从河水小学调至东源小学时我很吃惊。”当卡世明被调至这所“问题小学”时，多少有点想不通。
“有的孩子真是一点都说不得。”东源村家长“护犊子”出了名，有的学生在学校挨了训，家长会追到学校“骂回去”。久而久之，老师们的积极性也受到很大挫伤。
卡世明一方面与村支书、村主任及部分村民代表面对面沟通，另一方面，与老师们统一思想、真抓严管，校风校纪和教学质量都大为改观。
教育的“溢出效应”表现在民风的改善上。一位领导讲了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十年前，正值秋季农田水利建设，玉米棒子掰掉后，一些村民的玉米秸秆还在地里“站岗”，干部就下乡帮农民收割玉米秆。有的村民不仅不帮忙，还在一旁说风凉话：“我们年年都是这样的，你们干部爱干，是闲得没事干了。”
小手拉大手。孩子们的成长也带动了家长的改变。如今，村民们的玉米秸秆早早被收割成捆，整整齐齐搁在后院，养牛养羊。
迁入地教育质量的提升，也成为人口聚集的“牵引器”。在最初的搬迁中，由于迁出区没有“断根”，移民“两头跑”现象比较突出，也给社会管理带来很大难度。
“一开始对红寺堡的教育不太信任，今天来两三个，明天来四五个，报够一个班，就开一个班，开学报名得持续两三周。”石金海说，现在周边很多县的家长，都想方设法让孩子来读书。
这几年，每到秋天入学季，红寺堡都会增加中小学生近千人。在人们用脚为这片斩断穷根的土地投票的同时，一路繁花正在结出累累硕果。
（本报记者 王建宏 张文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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