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身处考古文博专业,但徜徉在各色的展览中,有时仍不免为体会策展者的匠心而踌躇。这样的经历让我想到,可能喜欢看展览的观众,也会有类似的小小困窘。在这样的境遇中,如果能有些许交流与提示,或许能更深地品味每一场展览的精彩、独特与美。怀抱着这样的想法,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中,我开启了看展文字的写作。
以物叙事,是展览的核心特征,也是造成理解困境的原因。想要领会沉默之物中的信息,难度远超阅读文字或观览影像,但或许,困境制造的“距离感”也生成了展览的魅力。以历史类展览为例,尽管中国以历史文献的厚重与连续著称,但相较于真实历史的丰富性,文献记录仍无法面面俱到。当诸多信息湮没于历史的尘埃,遗物提供了另一种线索。物之陈列,用一手物证,将观众带入历史情境。文物的形态质地,透露着当年的时代风韵,而物证的不言不语,仿佛巨大的留白,为观者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反倒更让人神思驰骋。当有心人试图追索展览中隐藏的意趣与奥秘,单体展品的信息、展品的组织、组织的形式,往往提示着通幽的曲径。
展览宣传中,常常可以见到一个词儿:镇展(馆)之宝。重量级文物的存在与解读,对于理解展览,当然至关重要,甚至有展览围绕一件文物量身打造。实际上,个体文物本身是观览过程中的基本单元。正是个体文物的信息传递,构成了展览篇章的一个个单词。那么如何欣赏个体文物呢?就单件文物而言,每件文物都有双重的生命史,等待着观众的探索:一重生命史延展于其本身所在的历史空间,另一重生命史书写于其传世或发现的流转过程。如国宝级文物长信宫灯,其得名自铭刻于身的“长信”字样,但其身铭文不止于此,尚有“阳信家”等,表明在长信宫前,其另有主家,则此物的流传,经历了阳信家—长信宫—中山靖王府(窦绾)的过程。物件在权贵人家几经流转,不仅显现着此灯的珍贵,更透露着西汉政局的变迁、帝王贵族间的人情网络。
单体文物蕴藏的信息可能是丰富的,但“自刻身世”的文物,毕竟太少了。当文物本身置于展柜中,脱离了它的出土背景或流传历程,与之“对谈”的线索就更难获取了。在这种情形下,将观展的视点放远,由聚焦个体精华,到放眼展品的群体关联,则能获得更多的领悟。展览是一系列展品的组合,展品与展品之间配合编织起的信息之网,不仅能让我们更透彻地理解单体、单类展品的坐标、内涵与意义,更能让观者得到溢出物外的种种体悟。而物与物的关联,通常也是策展者内容设计的重点。对展品的整体编排与布置,本身便体现着策展者为观者预留的线索。故宫博物院曾经联合景德镇组织过成化御窑瓷器对比展,在展览中,如果只是观览一两件旧藏传世斗彩瓷器,或许可以从中获得艺术的熏陶;但若循着策展人精心设计的观展线索,将之与窑址出土的斗彩半成品进行比对,则能了解成化斗彩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标准;在通览成化御窑各类陶瓷产品之后,若能结合展览中成化皇帝的书法作品进一步体会其中艺术风格的内在联系,或许亦能窥伺到明代宫廷与御窑的互动。如此一来,展览带来的审美丰度与知识层次,将远超陶瓷面貌本身。仔细品味展览之中物与物的内在关联,观者的目光或能顺着物之网络,触碰到历史的动能与人的色彩。
精心挑选展品群,以哪些展品组成一个或一组故事,是策展者在内容层面的布局。但无论怎样丰满的内容或故事,都将在一个给定的展厅空间中以一定的形式展现。空间如何设计,展品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将直接影响信息的传达与故事的“讲述”。而展览的形式,往往也会给观者最为直接有力的冲击。2017年的“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入口如洞口,引人好奇;洞穴两壁又制出层叠地层,呼应展览的“考古”主题,空中飘荡20年来的重要发掘遗址,仿佛群星璀璨。而展览主题“美·好·中华”四字以模块制出,更隐藏着学术深意,呼应雷德侯教授在著作《万物》总结的中国艺术的一大特色——模件化生产。这些新颖的形式,在展览开头,便拉满了展览的戏剧张力,使观者对深入展览的探索充满期待。2016年的“大元三都”展对空间的利用更具立体性。考虑到元代都城规划过程中体现的复杂思想,展览于“天”设计了日月星辰的天幕,于“地”绘制了大都地图、构筑了宫殿模型,并以一条中轴线纵贯,其以大气张扬的手笔点题,通过对立体空间的综合运用给人以强烈的体感冲击,而并不将形式设计局限于容纳文物的展柜和承载文字图片的展板。如此充分的空间利用与设计,不仅突出了元代都城背后的思想,更展现出磅礴的时代气质。近年来的展览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形式设计方面的创新尝试。在充分吸纳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展厅空间和形式设计可能性的深度发掘,让展品组合的信息表达具备了更多的面向和吸引力。沉浸其中,细细品读,无疑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展览蕴藏的内涵、更自由地想象展品背后的世界。
从某种角度讲,展览在制造一种媒介空间,立意于沟通与表达。在这个空间中,观众获得了与某段历史、某类艺术、某种思想交谈的机会。这种交谈是无声的,它闪烁新奇的色彩,内容迥异于日常,有独特的吸引力,但真正的展开却并不容易。物与人的沟通,存在着天然的距离。但沉默与距离又创造出一种探索情境,让观者在不确定中寻找自己的哈姆雷特。而或许正是这一场场展览隐藏的隐喻与迷局,让历史的亲历者、策展者和观众循着物之轨迹,合鸣出邂逅的喜悦和相知相识的无言欢喜。
(作者:丁雨,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