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公共形象”再生成的典范

  文学文本的“经典化”不只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书写的问题，它是广义上的文学传播问题。而文学传播经常分为两种形态：一是“本文”的传播，一是“文本”的传播。前者指作品本身（又经常是具体版本）的传播，基于阅读实践；后者所谓“文本”，则取广义理解，更是从接受的角度出发的，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符号系统”。该系统的生成，固然可以来自阅读（经常是泛版本的、超版本的），但更多来自各种媒介（尤其是视听媒介，如图像、戏剧、影视等）的“二次传播”，它们提供一系列相对稳定的人物、事件，反复强调某种结构、主题，帮助大众在脑海中“拓印”出一个关于作品的可以被集体理解与认可的形象。换句话说，即便没有阅读作品，大众也可以参与作品传播，不是传播作品本身，而是传播一个关于作品的“公共形象”。

  文学文本的“经典化”也不是单靠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就能实现的。童庆炳先生曾总结文学经典建构的诸要素，特别强调两个要素：一是“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二是“发现人”。这两个要素处于文学的“自律”与“他律”结构之间，是内、外诸要素的联结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一直以来，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都充当“发现人”角色，他们提供对作品的新体会、新理解，尽力使其在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中“沉淀”下来，并借助文化权力机构的推广，使其在大众层面“蔓延”开来。但沉淀与蔓延的效果，说到底还要看一般读者的“期待视野”。

  由此形成关乎文学经典形象生成的两组矛盾，而这两组矛盾在百回本《西游记》的传播史与经典化过程中表现得格外突出。

  直到今天，百回本《西游记》的传播，其实仍是“公共形象”的传播。

  尽管不少传播者声称自己熟悉《西游记》，动辄“《西游记》上”云云，但他们实际上不是该书的“读者”，其关于《西游记》的“知识”，更多来自图像、戏曲、影视、游戏等媒介。与其说他们是在传播《西游记》，毋宁说是在传播“西游记”。这才是《西游记》传播的一般形态。不只是当代，明清时期更是如此。考虑到当时阅读大部头著作的经济成本（购买、租赁），以及识字率，百回本《西游记》的“真实读者”只能占绝小的人口比例，更处于特定的人口结构，应该就是如矶部彰先生所说的“以官僚读书人、富商等为中心”。但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大量场景又一再显示，市民、乡民热衷于“称引”《西游记》，无论老幼妇孺，皆以之为“谈天炙輠”的材料，而细察其称引内容，又经常与通行的百回本《西游记》文字不合，这些异文“知识”应该不是来自特定版本，而是当时市场占有率更高、普及面更广的戏曲、说唱“二次传播”的结果。

  同时，大众对于《西游记》的“期待”也与“发现人”不同。按胡适先生所说：“《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西游记〉考证》）之所以说是“大仇敌”，倒不在于其“强制阐释”色彩，主要在于偏离文学轨道，但恰恰是这些“大仇敌”抬高了《西游记》的身价，助力其经典化的实现。这些评点借助“本文”传播，得到连续与放大，成为特定时期的主流“声音”，但大众对此是不买账的。在其看来，《西游记》不过是“游戏之书”，如含晶子所言：“世传其本，以为游戏之书，人多略之，不知其奥也。”（《西游记评注自序》）而大众本来不追求“其奥”，《西游记》的“魅力”在于其游戏性。

  可以说，《西游记》的经典形象，就是在这两组矛盾的“撕扯”中逐渐形成的。这两组矛盾造就了小说作为文学史经典的“既成事实”，也给其当代传播与阐释提供了新议题。

  今天，文学文本传播与经典化的外部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文化权力结构发生质变，教育普及度更高，通俗文学消费的成本极大降低。以此为背景，文学文本的传播应首先回归“本文”传播，教育、出版、传媒等文化机构应积极引导大众参与《西游记》的阅读实践，由“西游记”的传播者“转身”为《西游记》的真实读者。同时，随着哲学意识形态和文学理论与批评价值取向的转移，传统的主流“声音”消歇，新的“公共形象”尚未形成，如何“发现”小说的意义与价值（思想性的、艺术性的），“发现人”们应达成怎样的共识，并将其推广至大众层面，以完成《西游记》之“公共形象”的再生成，这是新时期文学教育、文学研究、文化传播的重要议题。

  由此出发，当下“琳琅满目”的关于《西游记》的各类导读、批评著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相当一部分著作未参与或无助于议题讨论，而不过是主观化、庸俗化的文本解读，他们同样是偏离文学轨道的，甚至可以说是旧时“大仇敌”们的当代变种。大众期待的是真正立足于文学立场的，导向阅读实践的，又对读者足够“友好”，帮助其理解《西游记》的思想与艺术，进而参与到该书“公共形象”再生成的普及性读物。

  应该说，竺洪波先生《〈西游记〉通识》一书是近期出版的回应以上期待的典型著作。该书明确“通识”主旨，从一开始就是站在文学立场的，导向本文阅读实践的；作为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该书也对读者表现出足够的“友好”，不仅在形式、风格方面，也在内容方面。

  这种“友好”，说到底是适俗的，而非庸俗的。作者是“西游学”方家，长期致力于《西游记》学术史与文本阐释研究。早年出版《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西游学”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历史的梳理，资料翔实，立论有据，嘉惠后学颇多。近年又对《西游记》成书、作者、版本、主题、影响等传统问题进行总结与重新思考，出版《西游释考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同时，作者也积极参与普及型著作的撰写，以《趣说西游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为代表。可以说，《〈西游记〉通识》的成书，就是作者学术实践与科普实践“双管齐下”的新成果。

  通过“话题”设置，作者将有关《西游记》的一系列传统问题，重组进一个更为灵动的“叙述结构”中，显得既自由又紧凑，再以“妙在家常口头语”的叙述风格娓娓道出，内容严肃而形象活泼。如第四章第一节“孙悟空的武功变弱是何因？”，乍一看像“网络热帖”的标题，实际上作者是以之为“抓手”，引导读者理解主人公形象的复杂性（形象分析问题），并说明了孙悟空形象形成的多个原型（成书问题、原型问题），兼具娱乐性、通俗性与学术性。

  可以说，阅读此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发现”趣味与知识的过程，至于其品位与价值，说到底要将“解释权”交还给“通识”读物的受众群体，非一二评者可给出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本书对于《西游记》这部文学经典之“公共形象”的再生成，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赵毓龙，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