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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4日 星期六

    文学经典“公共形象”再生成的典范

    ——评竺洪波《〈西游记〉通识》

    作者:赵毓龙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4日 12版)

        《〈西游记〉通识》 竺洪波 著 中华书局

      文学文本的“经典化”不只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书写的问题,它是广义上的文学传播问题。而文学传播经常分为两种形态:一是“本文”的传播,一是“文本”的传播。前者指作品本身(又经常是具体版本)的传播,基于阅读实践;后者所谓“文本”,则取广义理解,更是从接受的角度出发的,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符号系统”。该系统的生成,固然可以来自阅读(经常是泛版本的、超版本的),但更多来自各种媒介(尤其是视听媒介,如图像、戏剧、影视等)的“二次传播”,它们提供一系列相对稳定的人物、事件,反复强调某种结构、主题,帮助大众在脑海中“拓印”出一个关于作品的可以被集体理解与认可的形象。换句话说,即便没有阅读作品,大众也可以参与作品传播,不是传播作品本身,而是传播一个关于作品的“公共形象”。

      文学文本的“经典化”也不是单靠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就能实现的。童庆炳先生曾总结文学经典建构的诸要素,特别强调两个要素:一是“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二是“发现人”。这两个要素处于文学的“自律”与“他律”结构之间,是内、外诸要素的联结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一直以来,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都充当“发现人”角色,他们提供对作品的新体会、新理解,尽力使其在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中“沉淀”下来,并借助文化权力机构的推广,使其在大众层面“蔓延”开来。但沉淀与蔓延的效果,说到底还要看一般读者的“期待视野”。

      由此形成关乎文学经典形象生成的两组矛盾,而这两组矛盾在百回本《西游记》的传播史与经典化过程中表现得格外突出。

      直到今天,百回本《西游记》的传播,其实仍是“公共形象”的传播。

      尽管不少传播者声称自己熟悉《西游记》,动辄“《西游记》上”云云,但他们实际上不是该书的“读者”,其关于《西游记》的“知识”,更多来自图像、戏曲、影视、游戏等媒介。与其说他们是在传播《西游记》,毋宁说是在传播“西游记”。这才是《西游记》传播的一般形态。不只是当代,明清时期更是如此。考虑到当时阅读大部头著作的经济成本(购买、租赁),以及识字率,百回本《西游记》的“真实读者”只能占绝小的人口比例,更处于特定的人口结构,应该就是如矶部彰先生所说的“以官僚读书人、富商等为中心”。但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大量场景又一再显示,市民、乡民热衷于“称引”《西游记》,无论老幼妇孺,皆以之为“谈天炙輠”的材料,而细察其称引内容,又经常与通行的百回本《西游记》文字不合,这些异文“知识”应该不是来自特定版本,而是当时市场占有率更高、普及面更广的戏曲、说唱“二次传播”的结果。

      同时,大众对于《西游记》的“期待”也与“发现人”不同。按胡适先生所说:“《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西游记〉考证》)之所以说是“大仇敌”,倒不在于其“强制阐释”色彩,主要在于偏离文学轨道,但恰恰是这些“大仇敌”抬高了《西游记》的身价,助力其经典化的实现。这些评点借助“本文”传播,得到连续与放大,成为特定时期的主流“声音”,但大众对此是不买账的。在其看来,《西游记》不过是“游戏之书”,如含晶子所言:“世传其本,以为游戏之书,人多略之,不知其奥也。”(《西游记评注自序》)而大众本来不追求“其奥”,《西游记》的“魅力”在于其游戏性。

      可以说,《西游记》的经典形象,就是在这两组矛盾的“撕扯”中逐渐形成的。这两组矛盾造就了小说作为文学史经典的“既成事实”,也给其当代传播与阐释提供了新议题。

      今天,文学文本传播与经典化的外部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文化权力结构发生质变,教育普及度更高,通俗文学消费的成本极大降低。以此为背景,文学文本的传播应首先回归“本文”传播,教育、出版、传媒等文化机构应积极引导大众参与《西游记》的阅读实践,由“西游记”的传播者“转身”为《西游记》的真实读者。同时,随着哲学意识形态和文学理论与批评价值取向的转移,传统的主流“声音”消歇,新的“公共形象”尚未形成,如何“发现”小说的意义与价值(思想性的、艺术性的),“发现人”们应达成怎样的共识,并将其推广至大众层面,以完成《西游记》之“公共形象”的再生成,这是新时期文学教育、文学研究、文化传播的重要议题。

      由此出发,当下“琳琅满目”的关于《西游记》的各类导读、批评著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相当一部分著作未参与或无助于议题讨论,而不过是主观化、庸俗化的文本解读,他们同样是偏离文学轨道的,甚至可以说是旧时“大仇敌”们的当代变种。大众期待的是真正立足于文学立场的,导向阅读实践的,又对读者足够“友好”,帮助其理解《西游记》的思想与艺术,进而参与到该书“公共形象”再生成的普及性读物。

      应该说,竺洪波先生《〈西游记〉通识》一书是近期出版的回应以上期待的典型著作。该书明确“通识”主旨,从一开始就是站在文学立场的,导向本文阅读实践的;作为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该书也对读者表现出足够的“友好”,不仅在形式、风格方面,也在内容方面。

      这种“友好”,说到底是适俗的,而非庸俗的。作者是“西游学”方家,长期致力于《西游记》学术史与文本阐释研究。早年出版《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西游学”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历史的梳理,资料翔实,立论有据,嘉惠后学颇多。近年又对《西游记》成书、作者、版本、主题、影响等传统问题进行总结与重新思考,出版《西游释考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同时,作者也积极参与普及型著作的撰写,以《趣说西游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为代表。可以说,《〈西游记〉通识》的成书,就是作者学术实践与科普实践“双管齐下”的新成果。

      通过“话题”设置,作者将有关《西游记》的一系列传统问题,重组进一个更为灵动的“叙述结构”中,显得既自由又紧凑,再以“妙在家常口头语”的叙述风格娓娓道出,内容严肃而形象活泼。如第四章第一节“孙悟空的武功变弱是何因?”,乍一看像“网络热帖”的标题,实际上作者是以之为“抓手”,引导读者理解主人公形象的复杂性(形象分析问题),并说明了孙悟空形象形成的多个原型(成书问题、原型问题),兼具娱乐性、通俗性与学术性。

      可以说,阅读此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发现”趣味与知识的过程,至于其品位与价值,说到底要将“解释权”交还给“通识”读物的受众群体,非一二评者可给出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本书对于《西游记》这部文学经典之“公共形象”的再生成,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赵毓龙,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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