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就是思考

  【光明书话】

  若要举出与紫砂结缘深厚的当代作家，徐风，必是头一个。从2005年至今，他持续书写紫砂近20年，创作了关于紫砂的小说，也为两位紫砂大师写过传记。今年，他又拿出了一部新著——《做壶》。

  《做壶》，名字着实朴素，却蕴含着对紫砂书写的一次突破。这突破不在“壶”，而在“做”。

一

  谈壶，古已有之。晚明时，紫砂壶从日用器具中超拔出来，作为风雅之物，进入文人生活。吴门绅士文震亨在他的“明代男人格调指南”《长物志》里就说：“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热汤气。”文震亨提及了一串紫砂壶的名字，供春、提梁、卧瓜、双桃、八棱细花、青花白地，说它们哪些贵，哪些俗，哪些不雅，哪些古洁，哪些适用，哪些不可用。类似的文字，翻翻古籍，能寻出不少来。

  谈及紫砂壶，文人往往舌灿莲花，什么“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但关于如何“做”壶，他们却总是缄默不语。毕竟，占有物品可以标榜品位，使用物品能够制造区隔，至于制作嘛，那是匠人的事儿。雕虫之技，算不得高雅的人文知识，不值得细究，更无须记录。

  倒也不必责怪古代文人势利虚荣。他们只谈“壶”，不谈“做”，不全因为“不屑”，也是因为“不能”。紫砂壶的制作，和中国古代的许多传统技艺一样，属于一种难以言说的“隐性知识”。技艺是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包含着无数细小的日常行动，与掌握它的匠人不可分离。它的延续靠的是师徒相授、父子秘传，很难用语言、文字、图表、符号来表述。如此一来，技艺愈是高超，就显得愈加神秘，比如庖丁解牛、扁鹊治病、干将莫邪铸剑、鲁班造木鸢，皆有传奇色彩。然而，神秘也意味着封闭，它或许对创作故事有利，却无益于技术的积累、转移、传递。

  懂得了古代文人的不屑与不能，便能明白徐风《做壶》的突破与创新。他用清晰晓畅的文字复原了紫砂古法制壶的技艺：他细细介绍了十几种工具，泥凳、明针、线石、竹篦只、木鸡蛋、独个、木转盘、搭子、虚砣、矩车；从容地讲述着制壶的流程，打泥片、打身筒、一捺底、擀身筒、做壶盖壶颈壶钮、搓嘴、打印章，等等。隐藏的线索被一一揭露，微妙的细节被一个个展示。读了《做壶》之后，我觉得自个儿看待案上那把石瓢壶的眼光都变得温柔起来。之前只当它是个喝茶的器具，是徐风的文字带我追溯了它形成的轨迹，叫我看见了这安静物件中凝聚着的人的丰富行动，和一种“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精神。徐风说，他写这本书是想“让不懂壶的人能看懂做壶的奥秘，并且生出许多意趣和怀想；让懂壶的人读后也觉得受用，从中获得他们之前没有的视野和认知。”这份野心不小，难度也不小。他坦言“很多生涩的术语、行话，做壶过程中那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手势、做法，成型的方言表述，等等，常常让我在写作中举步维艰”。是的，驾驭文字的高手，更加深谙文字的局限。无论多么精微的语言，都有难以抵达的地方。徐风是幸运的，他有一位合作者——制壶行家葛陶中先生。他们俩，一个不厌其烦地演示、讲解，一个竭尽全力地追慕、记述；一个要想着如何把技艺从自个儿身上传递出去，一个要思考怎样把默会的知识搬挪到书本上；一个是用紫砂泥做壶，一个是用文字做壶。因此，《做壶》是一本充满力量的书。它消散了制作紫砂壶的神秘光晕，打破了古老技艺的封闭性。它使得“古法制壶”进入了可以分享的知识网络，这对社会、对技艺，皆有益。

  《做壶》的这个“做”字，体现出对双手的最大敬意。人们有时会把手和脑对立起来，膜拜智识，轻视劳作。美国公共知识分子桑内特在《匠人》一书反思了现代文化的这一弊病，提出“制作就是思考”。《做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制壶的过程中，紫砂艺人要面对各种挑战，小到如何对付泥料，怎样提升壶嘴的精气神，大到如何面对传统，要不要创新，怎样创新。他们必须见招拆招，拿出自己的方案来，每一步都要思考，每一步都得决断。书中收录了许多葛陶中做壶的照片，几乎每张照片中都会出现他的双手。将这些图片浏览一遍，会看到一块泥巴如何在这双巧手的摆布下，层层推展，最终成为一把形神兼备的紫砂壶。图片展现的创造过程，宁静、单纯，却有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那双手，拿捏着泥巴，却与玲珑的心思、缜密的头脑相连相通。

二

  我喜欢“做壶”这个书名，它虽素朴，却有股子勃勃的劲儿。做壶、做事、做人，关键都在这一“做”字。徐风将“做”字背后的道理娓娓道来。比如等待，“如果给一块砂土赋予灵性，它会知道这是成大事之前的必然功课，它是等得起的”；还有顺应，“‘征服’是一个生硬的词，做壶的词典里，应该屏蔽它。顺应，就是延伸、发挥、利用泥性的长处”；至于速度，“片面追求快，壶上就会有火气、暴气、戾气”；还有精神状态，“一张泥凳，就是壶手的精神状态。干净、利落、井井有条。看一个艺人壶做得好坏，瞄一眼他的泥凳就知道了”。《做壶》里有不少这样恰到好处的领悟与生发。做壶与做事，乃至做人，本质并无不同。任何技艺，终究是打磨人生；精进匠艺的同时，也在淬炼着灵魂。

  《做壶》里有一份可贵的自觉与担当。徐风说，他之所以决心写一部“古法制壶”的书，是忧心古法会随着艺人的离开而消泯于时光中，自己作为一个“知情者、写作者”，若不详尽地记录、传承，“本身就是一种遗憾甚至罪过”。可是，徐风并不是古法亦步亦趋的“搬运工”，而是将自己对紫砂艺术的心得与洞见融入关于做壶的讲述中。传统本就不是什么纯然客观的存在，它的意义有赖于后人的理解与体悟。认识和体悟到达哪里，传统的价值才能抵达那里。徐风用他的思考和文字，激活了传统，让今天的读者可以从这一古老技艺中获得启发、滋养。凭这一点，我当向他敛衽致意。

  （作者：李晓愚，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