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彝典 盛世华章

  中国古代礼典以《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为基，后世也陆续有以五礼（吉、凶、嘉、宾、军）为名的制作。修成于开元二十年（732）的《大唐开元礼》（以下简称《开元礼》）150卷，是现今所见年代最早、保存相对完整的一部中古官修礼书。在其之前，已有两晋南北朝历代的五礼编修，隋唐以来，又有《开皇礼》《贞观礼》《显庆礼》继而踵之，故《开元礼》可谓集中古前期五礼制度之大成。这部记载着一代国家盛典的传世之作，不但著称于当时，影响于后世，也成为中古时代礼制变迁的见证。

“折衷”《贞观》《显庆》二礼的制作方式和内容

  史书记述《开元礼》制作时，提到开元十年始设主持修订礼仪的礼仪使。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以“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为要求修礼，遭到宰相张说反对。以为《礼记》“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故请改为将贞观、显庆“五礼仪注”加以“折衷”的做法，获得批准。

  尽管如此，《开元礼》仍因难于措手而“历年未就”。直到开元十九年，萧嵩代替张说主持修撰而任用王仲丘，才最终成书，而“折衷”之说也成为制礼的依据。

  实现“折衷”，首先是以天帝祭祀为中心对学术理念加以调和。由于《贞观礼》从《开皇礼》宗郑玄，延续北朝而主张“六天”说（昊天上帝与五方帝）；《显庆礼》却因受武则天支配刻意改变方向，宗王肃而吸收南学的“一天”说。故王仲丘采取了以《显庆礼》为主、《贞观礼》为附的做法，亦即郊天全然以昊天上帝作为天帝独祀，取消原来依五行学说建立、被认为是皇帝家族起源的感生帝，改以五方帝作为陪祀，并以体现《礼记》精神的所谓“有其举之，莫可废也”“二礼并行，六神咸祀”作为总体指导方针。这一做法打破了两晋南北朝相沿的学术壁垒，也使学术争端的解决最终服从于疆土的归并和政治的统一。

  其次是全面吸收《贞观》《显庆》二礼的仪目和内容。以仪目而言，如唐史料所言《贞观礼》比照隋礼所增加的“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等名目，很多在《开元礼》中能找到踪迹。而《显庆礼》因武则天而增的“临轩册命皇后”“皇后上陵”“内册皇太子”“皇后（婚礼、正至）受群臣朝贺”等新创仪目也在《开元礼》中得以存续，更不用说从诸礼的程式细节中可以随时发现来自前二礼的汇集。“折衷”的原则既决定了《开元礼》的来源，又决定了它的取舍和意向。

“唐《礼记》”的经典打造及其特色

  《开元礼》虽然以折中调和为主要方式，但并不等于“改撰《礼记》”的内涵已被消除。恰恰相反，此说意味着《开元礼》在建树当代之制以新代旧的同时，仍须保留《礼记》框架，而不能完全脱离古礼的轨范。而试图实现这一点的正是皇帝本人。据说开元十年《唐六典》始修时，玄宗拿出《周礼》六条交付大臣，可知当时《唐六典》立意以《周礼》为准绳；而《开元礼》的“改撰《礼记》”却是试图取法《礼记》，两者显然都是希望通过对上古经典的改造，铸成当世的新经典，也就是创作唐朝标准的《礼记》和《周礼》。

  对经典的“改撰”其实早自隋朝王通撰写《续六经》已开始。贞观、开元中相次出现的魏征《类礼》和元行冲《礼记义疏》，用其对正统经学章句“注移往说，理变新文”的批判，提供了“改撰《礼记》”之说的来源和依据。由此可知，《开元礼》虽外表折中《贞观》《开元礼》，但内里却是配合经学的变革。而“改撰”与“折衷”两者结合，代表了统治者意欲通过礼制实现古“今”、新旧结合的思想趋势。

  与《贞观礼》和《显庆礼》皇帝即位即修礼不同，《开元礼》修于唐朝统治取得稳定后。玄宗开元十年前后，一方面重用宇文融取得财赋的增收，另一方面礼仪也相继做了多项准备，其中包括郊庙和封禅。玄宗开元十年建立九庙、开元十一年祭庙和行郊礼祭天，协调了宗族关系而完成了最重大的礼仪实践。继而乃因获鼎祭后土，开元十三年封禅成功，这一切都成为《开元礼》与《唐六典》成书的先决条件，也表明，玄宗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榜样，在开疆拓土、武力征伐的同时，努力为自己打造开元文治的丰碑。

  与《三礼》相比，《开元礼》除因袭前仪之外，也体现了中古礼制的新特色。其一，建树一切以皇帝为中心的格局，以皇帝和皇帝家族作为礼的主体和对象。例如，吉礼天、地、社稷的配祀乃至宗庙祭祀对象都是皇帝的先祖，主祭者也是皇帝本人或代表皇帝摄祭的大臣有司。军、宾、嘉礼的中心和主导者也同样是皇帝，施行对象包括皇（太）后、皇太子及皇子、公主等皇帝亲眷戚属，仅有少数是按照官品划定等级的官员。唯有凶礼丧葬仪，因附从《显庆礼》以“（皇帝）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为名取消《国恤》，故只留有亲贵和不同品级的官员丧礼，但这仍然是崇奉皇权独尊的结果。另外所有的礼仪活动也以朝廷所在为重点而波及地方，显示了中央高居地方之上和全国内外上下一体的强势统治。可以认为，《开元礼》是中古皇帝统治下国家礼制成熟和定型的产物。

  其二，《开元礼》注入一些以往儒家礼仪中没有的新篇。这些内容均以令式及新定格敕为基本依据，例如属于《开元礼·序例》所说“新加”“新撰享礼”就有“肃明皇后庙、孝敬皇帝庙”“诸太子庙”，“仲春享先代帝王”中的帝喾氏，“先圣”孔宣父祭祀中的新加七十二弟子与“释奠于齐太公”，特别是玄宗潜邸的“兴庆宫祭五龙坛”与“皇帝千秋节受群臣朝贺”的嘉礼名目。这些名目或仍为皇帝及皇家所建，或迎合皇帝的旨意，例如新建齐太公武庙和张良配祀，与玄宗大事拓边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包括肃明、孝敬、太子庙、千秋节在内带有私礼、家礼性质的内容，也被作为公礼执行。不仅如此，为了体现皇帝意志，诸如五龙坛，社稷、山川祭祀等还摒弃血祭甚至采用真正的道教投龙仪式，不仅为道教融入国家典礼做了准备，也使皇帝私礼开始凌驾于国家公礼之上。可见，《开元礼》已经提供了皇权独尊下的国家礼制样本，从而开启了中古后期的礼制变化和思想变革之门。这是《开元礼》不同于古礼甚至此前儒家礼典的最大变化。

《开元礼》修撰中遗留的问题

  《开元礼》虽然力求实现皇帝的规划，但写作之际也有一些缺陷。

  一是强自将《贞观礼》《显庆礼》统一，在理论上并不完全协调。又因“折衷”在具体做法上将两者混抄，甚至为了达到尽快成书、蒙混过关的目的，将“前后颇有不同”的内容集中在一道。如关于五方帝的处理就是诸仪有别，而有个别卷竟与序例规定有所出入，导致无法自圆其说。

  二是因为急于成书，造成了各种混乱和错误。例如书写方式的繁简不同，有时皇帝亲祀卷比照前面卷篇文字有大量删减，但摄仪却遵前不改，结果是摄仪反详于亲仪。而亲、摄仪用词用语不一也形成对比。又如郊祀神位以及主祭的皇帝太尉和辅祭者的站立方位与祭祀朝向，处理废弃物品的柴坛、瘗坎，以及皇帝观看的位置都有错误发生。其原因或者来自编写人员写作分工、掌握标准和认识水平不同，但都与《开元礼》最后阶段的成书仓促分不开。编写者急于按照皇帝的要求完成粉饰太平之作，所以只举大纲，未涉细节处理，甚至忽略其中的矛盾及龃龉之处，最后也未就全书加以检查和协调，这样就形成了礼典表面盛大宏伟和内里实有诸多疏漏的巨大反差。

  总的来看，作为皇帝打造盛世工程意旨下的产物，《开元礼》确实对古礼前仪都有广泛的继承吸收，陈寅恪先生即曾因《开元礼》折中二礼而间接袭用隋礼，得出唐礼承继南北朝三源的结论。《开元礼》反映时代特征的、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工作，直接导致了中古后期礼制的变化。但《开元礼》由于自身的创作宗旨和某些历史原因也有诸多缺陷。无论如何，《开元礼》在《三礼》之后，对于中古中国承先启后的作用极其深远，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特殊意义。

  （作者：吴丽娱，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唐开元礼》校勘整理与研究”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