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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1日 星期三

    琅函如海筑津梁

    ——写在中华书局成立一百一十周年之际

    作者:本报记者 陈雪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1日 09版)

        《百年革命家书》书影 资料图片

        中学国文教科书 资料图片

        2022年中华书局读者开放日,读者正在翻阅图书。资料图片

        《辞海》书影 资料图片

        中华经典藏书 资料图片

      北京太平桥西路,坐落着一家名为“伯鸿”的书店。缥缃万卷,善本盈阁,这里是中华书局沟通读者的一扇窗口。“伯鸿”,正是中华书局创办人的表字。

      110年前,陆费逵(字伯鸿)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发出了现代出版业的宣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110年来,中华书局须臾不忘使命担当,与中国文化同行,同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步。正如著名学者任继愈所说:“中华书局和中国文化共命运,因为中华文化出版建设是中国兴旺的一面镜子。”

      琅函如海,筑文化津梁。从百年前开启民智的国文修身教科书,到当代国史一大贡献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从被誉为“国学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到新时代大型历史文献集成“复兴文库”……百十年筚路蓝缕,中华书局已然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的标杆,善本定本的代名词;百十年守正出新,中华图书盈箱积箧、袭故弥新,它们把握着现代学术文化的脉搏,反映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开蒙启智,云树参天翠色幽

      百年前风起云涌,古老的中华民族燃起了现代强国梦。1912年元旦,现代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应时而生,上海四马路棋盘街转角,千年巨变的十字街头,出版家陆费逵发出了开蒙启智的宣言——

      “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隆盛矣!”

      中华书局创办之初,就把“开启民智”作为出版宗旨,陆费逵认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在他的主持下,“中华教科书”问世,这是两千多年封建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出版后迅速风行全国。启蒙的火种就此深埋进一代人的灵魂里。

      “我今年92岁了,但知道中华书局已有八十多年。知道的最初媒介是教科书。”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金冲及至今仍清晰记得,他初中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些教科书给了他“最初的启蒙教育”,而当年在四马路的书店里买到的历史书,正是他阅读、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发端。

      著名史学家邓广铭也曾撰文回忆:“从我开始接受近代化的启蒙教育之日起,我就和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中华教科书让人耳目一新,学生们了解了尧舜禹,也知道了达尔文。在这样的开蒙教育下,一代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学人成长了起来。

      润物无声,清季民国之际,报章出版作为“传播文明之利器”,好似一座座没有围墙的学校。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评价,现代出版与报刊一同形成了另外一套知识生产的系统,推动了中国从封建帝国向共和政体的转变,其中以改变了中国人整个知识结构的教科书影响最大。将中华书局存在的意义放到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

      理想远大,理念务实,中华书局很快吸引大批志同道合者。

      梁启超、范源廉、马君武、李达、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叶圣陶、朱自清、钱歌川、陈伯吹、茅盾……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组成了中华书局灿烂夺目的编作阵容。

      “融合国粹西学以贯之”,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大字典》和《辞海》,开创了现代工具书编纂的先河;《四部备要》是最早以现代排印方式整理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古今图书集成》的影印出版具有深远的文化抢救意义,被誉为“古代百科全书”;卢梭《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亚当·斯密《国富论》等经典译作相继问世,传播民主科学的观念;中华书局先后创办《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小朋友》等期刊24种,皆有益时代精神之养成。

      当时的中华书局,还拥有远东地区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印制的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著名画家的画集画册,“令出版界不胜艳羡,印刷界为之动魄”。

      就此,中华书局打下了勇立潮头、赓续文化的精神底色。回顾百十年深厚传统,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周绚隆说:“我们拥有光荣的历史,我们将开创灿烂的未来。”

    国史新貌,集贤校雠著春秋

      欲明大道,必先读史。

      不同时期的“二十四史”通行本,是一个时代人们研究历史、了解历史最重要的载体。“二十四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数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堪称中华文明史的全记录。很少有哪一种书,如点校本“二十四史”这样,与共和国的历史如此紧密相连。中华书局的使命传承与业务拓展,与国史息息相关,更与时代脉搏共同跳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4年中华书局完成公私合营,把总部从上海迁到了北京。1958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为古籍小组办事机构,被赋予专业整理出版古籍的时代新使命。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给予关键指示与殷切重托。

      让国史焕发新貌,是时代呼声,更是人民所需。

      中华书局开始组织全国专家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1959年9月,点校本《史记》出版,为国庆十周年献礼。1978年5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问世,不久即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这套书被公认为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至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它超越了以往版本,文字准确、校勘精良、眉目清晰、版式美观。昔日篇帙浩繁、盘诘艰深、难以卒读的史籍文献,一变而了然可读,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使得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以一种可亲可近的形式,走入千家万户,对中华文化传承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古籍重镇,善本迭出,在点校本“二十四史”收获广泛赞誉的同时,大量精校细勘的典籍著作陆续出版,如《新编诸子集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词》《孙中山全集》等,以及大量重要文献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永乐大典》《中华大藏经》《册府元龟》等的影印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奠定了中华书局在今天的历史地位。

      2006年,中华书局提出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立刻引发史学界、文献学界广泛而积极的响应。专家学者们纷纷以自己的行动支持修订工程。当时年已96岁的何兹全表示要当一名“小卒”,为修订工作助力。任继愈出任总修纂,他恳切地说道:“全世界只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字不断,历史不断,文化不断,了解历史会增强对祖国的热爱。”

      2013年10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之第一种——《史记》修订本,在全球同步首发。截至目前,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共出书11种。先后荣获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等多项国家级和专业领域权威奖项。

    服务学术,清歌雅调总堪宜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中华书局不仅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旗舰,更是一个群贤毕至的学术殿堂。人们常问,经典是如何造就的?答案就写在中华书局的传统中——名家、名著、名编辑!

      20世纪60年代,钱锺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序言中如是称赞该书的责任编辑周振甫,“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振甫君,小扣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这样的编作往来一时传为佳话。周振甫是古典诗词文论专家,1971年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明史》点校工作,1975年正式调入中华书局。他曾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当被问到没有成为一个职业学者会不会遗憾时,他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周振甫把编辑职业作为终身事业的理想,锻造了一部部名著,成就了一位名编辑。

      “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这是著名史学家陈寅恪1964年春赠学者向达的一首诗。两位学者曾千里相会,探讨《大唐西域记》中的学术问题。《大唐西域记》因其极高的学术价值而蜚声中外,20世纪50年代末,向达最早提出对其进行整理,1978年,以季羡林为首,数位知名学者参与的整理班子正式组成。历经20多年的努力,一部63万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本终于在1985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完成了几代学者的夙愿。季羡林曾自豪地表示:“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不管他是哪一国人,不管他代表哪一种观点,他们都给予《大唐西域记》以极高的评价。”

      1984年,我国语言学泰斗王力应中华书局之约开始着手编写《王力古汉语字典》。其实,王力早早就设计了理想字典的模式,这部字典已在他心中酝酿了四十多年,尚未出版时,就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并著录于英国汉学家魏根深编纂的《中国历史手册》中。2000年《王力古汉语字典》出版,字典义项精练,字义清晰,努力在释义中表现出词义的时代性,从而在字典中树立起词义的历史观,还纠正了前代字词典中的一些失误,让各类学习者均可从中获益。被读者誉为“非常实用而且经典”“案头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大学者的信任,从来都是一份重托。

      1965年10月26日,顾颉刚因病需动手术,为防万一所以预立遗嘱,其中第六条说“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顾颉刚去世后,他的后人、学生历经二十多年的编纂,最终在2010年底,由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全集》。

      服务学术、普及文化,是中华书局一直在做的事情。2002年,中华书局成为新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的一员,开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积极服务读者,拓展选题范围,探索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发展之路。

      2003年11月20日上午,天气虽然寒冷,北京大学朗润园却暖意融融。中华书局在这里召开“中华书局与学界共商重印书规划座谈会”,曹道衡、白化文、李学勤、裘锡圭、袁行霈等学界前辈以及一批中青年文史哲研究者,热情洋溢地与中华书局的编辑们齐聚一堂,一起盘家底、出主意。李学勤开宗明义:“中华能否成为这样的出版社——能够经常提供研究传统文化的基本书,让这些书经常在架,随时能买到。”学者们鼓励中华书局在坚守出版古籍整理、学术著作精品的同时,在推广普及文化方面下功夫。会上公布了一批“计划重印目录”。当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刊登这一消息后引起了各界强烈反响,86岁的资深报人谢公望专门给报社来信说,“我读了两遍,认为此乃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让学术精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每个爱书人的书架一定都有中华书局的图书。

      2021年底,传统文化经典文本普及读物“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突破年度发货码洋一个亿大关,这也是中华书局第一条亿元级产品线。该丛书自2010年出版以来,畅销10余年,被广大读者亲切地称为“三全本”。

      今年4月23日,中华书局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了“《万历十五年》四十周年版新书座谈会”。据了解,该书已创下了近600万册的销售纪录。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傅璇琮经手该书出版,他后来撰文回忆“《万历十五年》这一本不到20万字的书,从编辑部审稿,修改,看校样,直至出书,竟花了3年有余的时间……出版社能如此投入,反复阅改,这恐怕在那时才能做得到”。好书,是作者和编辑共同打磨的文化成果;好书,就像《万历十五年》这样,为读者打开门窗,带来耳目一新的新鲜空气。

    守正出新,老树春深更著葩

      传统,用守正来传承;未来,以出新去开启。

      习近平总书记说:“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与时代相结合的高度,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周绚隆表示:“对于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中华书局,这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是今天中华人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面对历史与时代的双重使命,近年来,中华书局始终秉承“守正出新”的出版理念,坚持“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的出版宗旨,紧密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积极探索发挥出版在弘扬民族精神、增进价值认同、引领社会风尚方面的作用,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主题出版佳作频出。中华书局推出了《重读抗战家书》《重读先烈诗章》《生生不息:从传统经典名句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百年革命家书》等双效俱佳的单品。推出了《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120册)等重要文献集成。创办了面向党员干部的传统文化知识刊物《月读》。贡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连环画”“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等青少年学习读物,广受社会各界赞誉。

      古籍整理出版典范之作陆续问世。近年来,我国史学研究与考古工作取得了大量重要成果,科技进步也极大地提高了古籍整理工作的效率。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稳步推进,《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五礼通考》等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

      “文化走出去”成效显著。“十三五”期间,中华书局逐步形成图书版权输出、实物图书出口、融合发展(电子书、数据库等数字产品出口)、国际出版合作四种国际传播业态,输出形式涵盖翻译出版、合作出版、合印、连载、转载、引用、电子书、数据库等等,图书版权累计输出1723种。

      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中华书局总结《正说清朝十二帝》《于丹〈论语〉心得》等畅销书的成功经验,推出“跟大师学国学”系列、“一本书读懂”系列、“中华经典通识”,《国史十六讲》《兵以诈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资治通鉴启示录》等学术普及著作,打造“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传世经典文白对照”等经典文本普及系列,照顾到各类读者的不同需求,受到广泛欢迎。

      布局数字出版,推动古籍数字化。2013年,中华书局明确了数字化出版的战略方向,即借助业界优质的数字出版平台,推出各类电子书。2014年,中华书局自主研发的大型古籍数字出版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正式发布,该数据库以中华书局整理本古籍图书为核心,同时涵盖多家专业出版社的古籍整理成果。目前该库累计资源总量达20亿字。2018年,国家“十三五”重点规划项目、国家级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籍合网”上线运营。该平台为读者提供包括中华书局在内的多家出版社的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和期刊等资源内容及专题数据库,2021年,中华书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自动标点”“繁简转换”“字符查询”等多种古籍整理智能工具。

      1912年,初创的中华书局志在“国家进步、教育进步、书业进步”。

      2012年,百岁中华书局提出“百年再出发”。

      2022年,中华书局郑重宣布“创新向未来”。这是一百一十年的精神传承,更是对文化事业的前路期许。

      阅尽千帆,仍是少年。少年最宝贵的是登高望远、锐意进取的心性和不惧艰险、披荆斩棘的勇气。对于一家投身传统、志在千秋的出版机构而言,一百一十周岁,正是青春有为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华书局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始终勇立潮头,面向未来!

      (本报记者 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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