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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9日 星期一

    元好问《雁丘辞》确是写情之作

    作者:颜庆余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9日 13版)

      【文学争鸣】

      不满足于字面的意思,在诗篇的字里行间,努力推求索解隐含的深义远旨,几乎是每一位批评家的天性。韦应物《滁州西涧》,谢枋得读出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的深义。苏轼《卜算子》,鲖阳居士读出贤人无助不安又爱君不忘的远旨。这样读诗不免招致穿凿附会、深文罗织的批评,然而,这样的阅读习惯似乎已经写入学者的基因,难以移改。在诸多题材中,咏物和写情两类又是比兴寄托手法的重灾区,托物以取义,借男女之情以写君臣大义,是屡见不鲜的诠释。元好问以《摸鱼儿》词牌填写的《雁丘辞》,既为咏物,又是写情,原本就包含遭受深文罗织的体质。不过,这首词附有一篇交代具体本事的小序,事先杜绝了穿凿附会的可能,自古以来都只是当成一首颂美至情的词作,并无异辞。岂料终于还是有学者努力推求索解,从中读出所谓的故国之思的寄托。

      徐晋如先生《元好问〈雁丘词〉是写情之作吗》(《光明日报》(2022年5月30日13版),挑战相沿已久的定论,认为元好问“想要在词中寄托其对哀宗、末帝的无限同情”,“雁丘实指代哀宗在汝上的坟茔”,此词“不是一首爱情颂歌,而是感慨兴亡、心系故国的遗民血泪之唱”。这篇翻案文章的主要思路是:一、先从此词的内在矛盾提出疑问;二、进而将此词重新系年于金亡之后,由此存在寄托故国之思的可能;三、再引证李治的和词与元好问《幽兰》诗,构建此词与金哀宗自缢幽兰轩之间的联系;四、最后援引杨果的和词,作为旁证。这样的逻辑进路似乎可以成立,实际上却经不起推究。

      先说第一点。徐先生读出的内在矛盾包含两点:一是章法上,过片三句引用汉武帝泛舟汾河而作《秋风辞》的典故,造成“下片总有疏离之感,与上片截然两段,不成一体”;二是抒情上,下片的“招魂楚些”“山鬼自啼”“狂歌痛饮”等句,徐先生提出疑问:“汾上雁丘能承载得起如此深重的哀伤吗?”

      关于词中引用汉武帝典故的理由,缪钺的鉴赏文章指出三点:一是地点相合,雁丘在汾水之上,汉武帝泛舟于汾河;二是扣住主题,此词咏雁,而《秋风辞》有“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句;三是化用语汇,词中“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二句,本《秋风辞》“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二句。(《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这三点理由已经足够了,不过,徐先生仍说:“终嫌牵强,便不浑成。”这里不妨补充一点理由。胡应麟《诗薮》指出:“《秋风》,百代情至之宗。”可见在至情的主旨上,《雁丘辞》与《秋风辞》是相通的。地点、主题、语汇和主旨的相合相通,已足以表现此词上下片的浑然一体。

      关于下片“如此深重的哀伤”的质疑,事实上,这正是《雁丘辞》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许昂霄《词综偶评》评此词:“绵至之思,一往而深,读之令人低徊欲绝。”而且,上片“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开篇就已将“如此深重的哀伤”倾泻而出。上片与下片的抒情,浑成一体,有何内在矛盾?

      次说第二点。《雁丘辞》的小序,自述瘞雁汾水之上而成雁丘并作诗的经历,时间在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又述后来以《摸鱼儿》词调改定旧作之事。改定时间并不明确,吴庠《遗山乐府编年小笺》与赵永源《遗山乐府校注》,仍定于旧作之时,而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只是说:“似亦不会太远。”徐先生引证李治的和词,中有“诗翁感遇”“拍江秋影今何在,宰木欲迷堤树”等句,推断改定时间在元、李二人桐川相会的元太宗九年(1237年),或稍前数年。

      这一推断不能成立。元、李交往密切,二人相会未必只在元太宗九年。李治追和遗山词,未必要在相会之时。平时邮筒互致,有何不可?即是在元好问逝世后,追和故人词作,又有何不可?李词中称元好问为“诗翁”,只能说明他追和时元好问已成老翁,不能说明元好问改定时已成老翁。事实上,李治仅存词五首,都是与元好问的唱和之作,都附录于《遗山乐府》中,难道都是写于桐川相会之时?

      再说第三点。这应该是徐先生翻案文章最有力的证据。然而,李治和词中“小草幽兰丽句”一句,用来指称元好问《雁丘辞》,未必“明有所指”;元好问诗的“幽兰”与金哀宗自缢的“幽兰轩”,只是存在字面上偶合的联系,未必就有内在的指涉关系。

      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譬喻系统里,兰草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其中“幽兰”一词,屡见于屈原的作品,如《离骚》“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又如《九章·悲回风》“兰茝幽而独芳”。在后世诗文的很多用例中,“幽兰”经常与《楚辞》相关联。如骆宾王诗“芳杜湘君曲,幽兰楚客词”,杜牧诗“幽兰思楚泽”,欧阳修诗“幽兰楚俗谣”。又如马熙词“只小草幽兰,心醉离骚谱”,与李治词“小草幽兰丽句”,正可参证。元好问也是如此,如其《送诗人李正甫》:“朝从木客游,暮将山鬼邻。紫芝仅盈匊,幽兰不充纫。”幽兰与山鬼并提,都出于《楚辞》。

      《雁丘词》下片有“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二句,又有“为留待骚人”一句,明确指向《楚辞》。而过片三句化用的汉武帝《秋风辞》,王世贞《艺苑卮言》评为“几于《九歌》”,沈德潜《古诗源》评为“《离骚》遗响”。可见《雁丘词》与《楚辞》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李治和词的“小草幽兰丽句”,用“幽兰丽句”四字评《雁丘词》,正是着眼于此词与《楚辞》的联系,并不是要替作者挑明幽兰轩的本事。

      作为香草美人此喻的“幽兰”,与指向金源亡国史事的“幽兰轩”,虽然字面相近,毕竟是二事。在诗词作品中,“幽兰轩”并不能省作“幽兰”。如何乔新《十楼怀古》其九《柴潭楼》:“幽兰轩中苦复苦,分取遗骸藏宋圄。”即如赵翼《题元遗山集》:“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在“幽兰”二字前必须有“行殿”二字,才能确认为金哀宗自缢的幽兰轩。

      元好问的《幽兰》诗,徐先生说:“明为吊哀宗之作。”这并不是徐先生的一家之言。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也认为:“有凭吊金哀宗死于蔡州之意。”不过,这种说法并无切实的依据,只是由诗中“舜九疑”“钧天帝居”,联系到金哀宗。但这只是索隐派的伎俩,从古帝王联系到当今的帝王,只是没有依据的影射。徐先生又指出,诗中“南山之阳草木腓”,语出《诗经》的《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诗中“苍崖出泉悬素霓”,语出司马相如《大人赋》“垂绛幡之素蜺”,都是与帝王有关的典故。这两处诗句的考订,即使都能成立,也仍然只是影射之辞。

      元好问诗集中抒写故国之思的例子,并不少见,都是直述其事,直抒其情。如《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又如《卫州感事二首》其一:“神龙失水困蜉蝣,一舸仓皇入宋州。紫气已沉牛斗夜,白云空望帝乡秋。”二诗述说金哀宗出奔事,都是明白显豁的感怆之辞,何以《幽兰》诗如此隐晦,多方影射,需要学者的推求索隐,才能显出主旨?

      元好问《幽兰》诗实际上是属于幽兰主题的文学谱系的一首古乐府诗,与旧题孔子《幽兰操》、鲍照《幽兰》诗、杨炯《幽兰赋》等,主旨相近,都有伤时、孤洁之意。具体地说,元好问《幽兰》诗是以空谷幽兰的意象为中心,择用《楚辞》的相关语汇,如辛夷、杜若、芙蓉、江蓠、山鬼等,以及山鬼等形象,又糅合屈原、夷叔、孔子等圣贤的本事,表现独立山中、寸根不移的志节。《幽兰》诗是元好问取资于文学传统,展现复杂的文学技巧,借以表露心迹的一首抒情诗,与金哀宗自缢幽兰轩一事并无联系。

      最后说第四点。徐先生认为,杨果的和词中,“想塞北风沙,江南烟月,争忍自来去”等句,有故国之思;又说“待细读悲歌,满倾清泪,为尔酹黄土”数句,是“读出了遗山词背后的遗民心迹”。不过,这些看法并无论证。实际上,杨果和词只是在技巧上忠实地回应元好问的原唱,以上两个片段,分应原唱的“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与“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这样的和词并不能作为旁证。

      综上,徐先生的翻案并不能改变由来已久的定论。元好问《雁丘辞》是基于瘞雁的实事而歌咏生死相许的至情的一首词,并无借雁丘以影射金哀宗汝上坟茔的政治寄托。

      (作者:颜庆余,系江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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