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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以来，乐府学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理论建设愈加自觉。治学方法也由传统学术之文献整理、集释笺注,推进到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综合型研究。近年来，乐府通史的书写颇受关注，但所面临的困难也客观存在。如何将综合研究落到实处，亟须我们认真思考。
制度：乐府艺术的维系机制
乐府制度，包括历代乐府部门、职官、职能、乐人等的设置、配备，以及乐器制作、用乐制度等。乐府艺术，本因乐府机构而得名。乐府始设于秦，汉初承之，负责朝廷常规礼仪用乐。至汉武帝，以重定郊祀之礼为契机，奠定了乐府机关作为国家最高规格礼仪用乐的专职部门形象。《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基于新郊祀礼的需要，汉武帝赋予乐府机关以俗乐行雅乐之事的特殊权限，影响深远。借由孔光、何武在罢乐府时所上奏章，可清晰了解乐府内部人员构成、乐器配备，以及乐府所承担的各项用乐事宜。乐府部门的设立，从国家制度层面为乐府艺术的实施提供支持。即使在汉哀帝罢撤乐府后，乐府仍被作为历代朝廷礼乐部门的通用名称。魏晋清商署，唐代太常寺、梨园、教坊，以及宋代大晟府、明清神乐署等，皆为各时代乐府艺术活动之体制保障。
除乐府制度外，朝廷所颁布实施的各项制度，也不同程度影响到乐府艺术发展。如后宫制度，与集中书写女性悲怨的宫怨乐府的形成；选官制度，与乐府部门的职官之选。诗人王维就因精通乐律、擅长歌辞创作，释褐为太乐丞。再如采风巡省制，与反映民生、评议时政的新题时事乐府的写作，也有一定关联。总之，以乐府制度为主体，结合其他国家制度，审视乐府艺术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维系机制，是将乐府纳入国家礼乐文化建设的重要反映，也是必然要求。
礼仪：乐府活动的首要职能
《礼记·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礼仪之设，重在祭神尊人，确立共同理念，创建有序社会。孔子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惟强调诗、礼、乐在先秦儒家教育中的重要，同时阐明以“礼”“乐”为更高阶的一体关系。汉乐府三大组章，《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鼓吹铙歌十八曲》无不与祭祀、朝仪结合。蔡邕《礼乐志》所载汉乐四品：“一曰太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是对东汉朝廷礼仪用乐的分类归纳。两汉之世，乐府机构历经扩张和罢撤，由实体而泛化，但礼仪维度上的乐府活动并未因之中断。“汉乐四品”为后人展示了乐府部门服务于朝廷礼仪的基本格局。这一基于朝廷礼仪的乐府艺术分类，显然早于文人诗学的建构。历代关于乐府的文献记载，首见于史书“音乐志”“礼乐志”中，正是对乐府担当礼仪功能的历史认定。
乐府艺术承担朝廷礼仪职能，奠基于先秦，正名于秦汉。魏晋以后，虽有创变而沿革有序。先秦六代之乐，至秦唯余《韶》《武》，此二舞遂成为后世体现本朝治国精神的文舞、武舞的祖袭对象。或于舞乐名称稍加变革，“以示不相袭”，但乐舞体制大致定型。隋世《文舞歌》《武舞歌》，唐世《七德舞》《九功舞》，都是国家用以宣扬治国精神的重要乐舞。《韶》乐的安详和雅，《武》乐的威武铿锵，已成为中华民族文、武兼济的民族性格。
音乐：乐府歌诗的审美载体
音乐的维度，既包括乐，也兼指舞。雅乐、俗乐的分界及动态转化，是认识乐府音乐性的重要环节。西汉乐府所掌主要为俗乐，广泛吸纳民间流行艺术及外来音声。彼时之雅乐，主要指上古三代以来流传的古乐，归太乐管理。汉魏以后，雅乐不传，“乐府”作为朝廷礼乐机关通用名称后，乐府艺术的范围，也扩大为所有朝廷礼仪用乐及其所配歌辞。乐府音乐的雅、俗之别，除以施用场合为标准外，还兼取时代标准。如沈约批评时下流行的吴声、西曲“歌词多淫哇不典正”（《宋书·乐一》），却视前代旧乐为古雅，对汉魏时期的相和歌、鼓吹曲及杂舞曲进行抢救式著录。但南朝以来的清乐，在隋、唐部伎乐中又被视作华夏正声。崇雅抑俗的音乐观念，直接导致崇古抑今的乐府文艺观。刘勰《文心雕龙·乐府》、郑樵《通志·乐略》、朱乾《乐府正义》所论莫不如此。但众所周知，真正推动乐府艺术经久不衰、滋生文体新变的，更多来自流行俗乐的艺术魅力。
从乐舞表演角度审视乐府，是对乐府艺术审美性的还原。乐府歌诗，本以音声为贵。故乐家传乐，“所务者声，不先训以义。”（《宋书》卷十一）有些乐府歌诗，或本出民间歌唱，但作为流行于宫廷及上层社会的表演艺术，经专业乐人加工、表演，已与民歌有所不同。如《陌上桑》的夸饰手法、喜剧效果，《有所思》的三段式场景转换，都是表演艺术的沉淀。但歌、相和歌、吟叹曲、蜀国弦等，皆为不同歌唱艺术。大曲又往往有艳、解、乱等不同乐段。再如南朝吴声、西曲，始为民歌，“列于乐官”后，各曲表演需歌者几人，舞者几人，配何器乐，皆有定准。有些曲目还要加入和声，配有解曲、送曲等。音乐歌舞不仅是乐府艺术的审美载体，也是其完整的历史呈现。
文辞：乐府文体的诗学建构
乐府文辞的最初形态为“歌诗”。汉之乐府文体，本名“歌诗”，其留存至今之文辞，即今所谓汉乐府诗。“歌诗”形态的乐府文辞，基于人类抒发情感的自然需求，具有永久生命力。汉魏乐府俗乐歌诗，无论出自王公贵人，抑或采自四方民间，主要抒吐世俗人生各类问题。如表达长生愿望的游仙乐府，吟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宴饮乐府，在两汉乐府中占有相当比例。歌诗形态的乐府文辞，体式随音乐流转呈现新变，表现出自然诗学特色。如汉魏相和歌辞多用五言叙事体；南朝吴声、西曲所孕生的五言四句短歌体；隋唐时期，中外音乐深度交流催生燕乐新声，五、七言绝句遂为最流行之歌辞体。乐府歌诗文体之变，皆缘于音乐艺术之变。宋元以后词曲，据其音乐文艺性质，世人亦名乐府。唯其进一步脱离朝廷礼乐，文人词曲亦不复慕尚古乐府精神，故一般不再纳入乐府学范畴。
乐府文辞的另一种形态为“诗歌”，包括文人拟赋古题或自作新题的乐府体诗歌。文人写作不入乐或不以入乐为直接动机的拟乐府，与文人诗艺自觉化同步，发生在魏晋时期。在乐府由“歌”到“诗”的文人诗化过程中，曹植起到关键作用。曹植乐府主要作于人生后十年，以歌诗之体抒写内心悲怨，具有深刻的情志寄托。魏晋以后，文人拟乐府逐渐脱离音乐母体，侧重从文辞与情感层面进行艺术提升。如陆机拟乐府，援引辞赋铺排艺术，语辞奇巧新警。鲍照寄寓身世感慨，“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齐梁咏物之风盛行，沈约、谢朓等人以赋题咏物之法题写汉魏古乐府，独辟蹊径。时至唐代，文人乐府创作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皆成就斐然。卢照邻、李白、元结、韩孟、张王、元白等人，皆力革因袭，托古创新。李白“古乐府之学”代表了盛唐文人乐府诗艺术最高成就。总体来看，中唐以后乐府文辞在文人诗学中的意义，一为修德，二为察政。韩孟诗人，多因仕途不遇、身世坎坷，因而往往借古乐府歌诗砥砺心志，劝人励己。张王、元白则以反映时事世风的新题乐府闻名于世，学界论之已多。在唐人的手中，文人乐府诗体的几种类型，基本已经开拓完毕。两宋时期，是为乐府总集编纂与对汉唐乐府理论的整合、总结，出现了郭茂倩《乐府诗集》这样的乐府学集大成之作。
综上所述，自其生成之日起，乐府就是存在于多维历史空间的综合艺术体。简言之，其本于朝廷“制礼作乐”之需，依托于朝廷乐府制度，融入各类礼仪活动，并在音乐史雅、俗嬗变中不断获得新变，同时文辞写作沉淀为文人诗学。从综合艺术角度审视乐府发展史，制度、礼仪、音乐与文辞正是四个重要维度。
（作者：梁海燕，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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