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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4日 星期三

    《光明日报》上的朱光潜足迹

    作者: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4日 14版)

      ● 1956年11月24日,刊发朱光潜的文章《新诗从旧诗能学习得些什么?》,文章写道,有一种误解是:旧诗用的是文言,新诗用的是现代汉语,语言的变迁就决定了旧诗的音律不能再用。这种说法未免过分夸大了文言与白话的距离。单就白话来说,是否就绝对与旧诗音律不相容呢?想一想子夜吴歌,想一想“花间集”中多数的词和北宋词,想一想元曲和后来的鼓书戏词,再想一想我国各省的很丰富的民歌,我们就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诗歌尽管用当时流行语言,而在音律方面还是可以吸收传统的民族形式。

      ● 1986年3月7日,刊发消息《美学家朱光潜逝世》,其中写道,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朱光潜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清晨二时三十分辞世,终年八十八岁。

      ● 1986年3月3日,刊发汝信的文章《朱光潜先生留下了什么?》,其中写道,他对后辈总是那么满腔热忱,诲人不倦,为培养和扶助新生力量花费了许多精力。每当他读到某个年轻同志的一篇好文章,看到某个同志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时候,他总是像自己有了新发现那样由衷地感到高兴,热情地予以肯定并积极地向人推荐。他担任《外国美学》的顾问,对如何办好这一学术丛刊提出不少重要而中肯的意见,其中一条就是要尽量为“不知名”的青年研究者的佳作提供发表园地。

      ● 1993年10月27日,刊发程代熙的文章《朱老治学精神一席谈——读〈朱光潜全集〉想到的》,文章写道,大概是1980年冬,当时《读书》杂志的两位负责同志——沈昌文和董秀玉对我讲,香港《开卷》杂志打算采访朱光潜先生,请他谈谈他的生平,主要还是谈谈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未久,我们应约驱车前往北大校园,在西语系的一间办公室里,采访了朱先生。访谈中,朱先生说道:“我译的东西放在书架上,比我自己写的多得多。我有个想法:无论搞什么学问,没有资料不行,人家在搞些什么,走过什么路,哪些路走错了,哪些还有可取的地方,这些都是重要的。”《西方美学史》上下两卷共约53万字,而朱先生翻译的供撰稿用的资料就近200万字。

      ● 1996年12月15日,摘选刊发朱光潜的文章《朱光潜谈读书》,文章写道,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还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 2016年9月8日,刊发钱念孙的文章《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文章写道,检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物,对中西诗歌进行如此比较研究,朱先生是第一人。他不仅可说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开拓者,而且抬脚举步就迈上很高的起点,其研究视野的广度、把握问题的精准度、挖掘缘由的深度,多道前人所未道,给人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之惊喜。在近百年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大背景下,朱光潜以学者的冷静和睿智,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传统之木,于中国现代美学的百花园中,培植出一株株清香迷人的奇花异卉,给我们许多娱心明智的教益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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