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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观察】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我国曾涌现出大量杰出诗人和无数优美诗篇。伟大的诗人和优秀的诗作，共同构筑起一座座文学的丰碑。
近年来，诗歌再次热起来，各种诗词类节目火遍荧屏，大量的诗歌节、诗歌奖遍地开花，“写诗”已经从一种曲高和寡的精英行为变成普通人动动手指即可完成的日常表达。
读诗的多了，写诗的多了，诗歌日渐走进大众，这本是好事。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目前诗歌数量虽大，但质量参差不齐，诗歌创作中存在着无韵、无趣、无美、无义、无理、晦涩等问题。因此，在继续鼓励诗歌走向大众的同时，我们还应引导人们提升美学素养，鼓励创作者提高作品质量，让中国诗歌从“高原”迈向“高峰”。
深入生活：以梦为马，突破现实局限
梦想是梦境中才能实现的理想，意味着更美好的可能性。“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对功利现实的突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弥补。伟大的诗人总有浪漫的理想，优秀的作品也多寄寓着美好希望。
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者而言，要想创作出优秀作品，既要有古人先贤的那种浪漫想象力，又要让梦想照进现实，把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既做“理想家”，又做“写实家”。
王国维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这段话可以当作诗词创作的方法论。
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在“地球村”里，古今中外的诗学思想交流碰撞空前密切，这为当代诗人博采众长提供了极大便利。在具体创作中，诗人不仅要关怀现实，还要写出立足有限性，同时又具有理想性、创造性的作品。
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诗所要揭示的是内在必然性、规律性、普遍性，这与咱们中国人所说的“道”的思想有点类似。形上得“道”，形下才有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道”是“路”的终极追问。“道可道，非常道。”“道”瞬息万变，而“诗”是诗人创作瞬间的悟“道”得“意”，意之所向，随物赋形。所有这些其实是说，诗歌创作要追求“意境”。
意境通过意象呈现，意象又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物”。问题是，古今时空环境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活中的意象早已改变，即便是相同的意象，所承载的意境也可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当代诗词创作不能“太拟古”，而要以“两创”理论为指导，扎根当代生活，深入生活现场，触摸时代的痛点、泪点、兴奋点。唯有如此，诗歌创作才能摆脱旧语境，创造出新的意象和意境。
坚守理想：创造“境外之境”，走向广阔天地
百年前，梁启超先生提出“诗界革命”，主张“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还试图通过对诗歌、小说文体的改良，架起由艺术实践通向社会实践的桥梁，达到“新民”“新人”的目的。但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很多人发现“新语句”和“古风格”难以兼顾，因为“新语句”不仅涉及新名词，还涉及新句式、新意象、新思维、新观念。其中，新思维和新观念尤为重要，如果不能树立新思维、新观念，即便使用再多“新句式”，创造再多“新意象”，也很难创作出“新语句”，更难创造出“新意境”。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于当时很多创作者没有完全树立起新思维、新观念，所以“诗界革命”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对于今天的诗歌界而言，百年前的“诗界革命”仍有借鉴意义。诗人不仅是诗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从“高原”迈向“高峰”，不仅取决于诗人个体的水平、能力、见识，也与一个时代诗人群体整体的精神标高有莫大的关系。当代中国诗歌界要想再现群星璀璨、佳作涌现的生动局面，应该在整体境界上先有一个大的提升。
境界是什么？我们不妨从唐诗宋词这些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中寻找答案。比如，宋词的高峰是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一批伟大诗人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些诗人不仅在诗词创作上成就卓然，也在现实中建功立业，勇于承担各自的历史使命，是“写实家亦理想家”的典范。“写实家亦理想家”意味着既要立足现实、掌握规律，还要合乎自然、合乎大道，又要“邻于理想”，敢于大胆构思畅想，这就是境界。
简言之，境界在境外，不在境内，也就是说，诗歌创作要突破诗歌界自己的小圈子，走向历史、国家、社会的大天地，要将对诗歌艺术的“小追求”融入对家国情怀的“大追求”，比如，“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就是突破现实局限、勇于创造“境外之境”的典范。
再过许多年，后人会发现21世纪中华诗词的高峰之作，一定具有这样的特点——不是眩晕、内卷、躺平，而是能提供治愈这些症状的良方。
呼应时代：追求大道，将创新进行到底
文艺离不开时代气血的滋养。充沛的时代气血能够激活诗人对生命的感悟力，激发他们蓬勃的创造力。
历史早已翻开新的篇章。百年前不彻底的“诗界革命”搁置了“新语句”的追求，使“新意境”的理想落入了古人“诗意翻新”的套路。一百多年来，语言背后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要想让中国诗歌呈现出全新样貌，必须为诗歌找到彰显当代性的原动力。
王国维借鉴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把意志与欲望、意境联系起来，提出“意即欲”。此“欲”不是七情六欲的“欲”，而是生命意志。对诗歌创作而言，感性欲望是触发、启动创作的开关，理性是把感性欲望的野马变成千里马的缰绳。诗歌创作等文学活动是感性和理性相互较量的产物。诗人只有具备顽强的意志，才能激发历史理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让作品焕发出时代活力。当今时代，物质生活空前丰富，人们的感性欲望也空前膨胀，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火花。但伟大的诗人，应该用理性驾驭欲望，以作品有限的容量，为时代提供精神营养，表达对人类无限的终极关切。
雨果曾说，为艺术而艺术固然好，更好的是为进步而艺术。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者而言，可以追求高超的技巧和精美的形式，但诗歌一定要有充实的内容。具体而言，诗词要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主动书写当代人的酸甜、苦辣、冷暖；“太写实”的诗词要勇于打开想象的翅膀，立足境内，创造“境外之境”;“太破碎”的诗词要站稳立场，敢于为理想塑型、造境，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诗词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地，也是文化创新的前沿阵地。目前来看，中国诗歌界正走在创新求变的道路上，很多诗人正在从“探索小道末技”走向“追求大道”，从“小我书写”走向“大我书写”，这说明中国诗歌正在进行转型。我们相信，经过创作者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迎来一个群星璀璨的新诗歌时代。
（作者：宋湘绮，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