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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者说】
中国是陶瓷的母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江西万年县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等原始初民的聚集地就出现了原始陶器的烧造和使用，其特征是粗厚、烧造温度低；其后在中国大地上渐次出现的灰陶、红陶、彩陶、黑陶、白陶等诸多的陶器，大多是原始初民们为生活、生产而制作的具有时代特征和设计智慧的产物。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江南一带在印纹硬陶的基础上出现了瓷质陶，即所谓的“原始青瓷”，它为瓷器的烧造奠定了基础。进入东汉时期，瓷器即青瓷随着烧造温度的提高和瓷质原料的使用在浙江的余姚、慈溪等地烧造成功，使中国最早进入“瓷”的时代。魏晋时期，北方的窑场因制瓷原料的诸多因素又烧造出了区别于南方的“白瓷”，由此“南青北白”开创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直至彩瓷的出现。
千峰翠色、如玉类冰，名窑争艳、瓷艺纷呈，造就宋代青瓷艺术的高峰
从陶瓷发展史来看，青瓷是最早出现的陶瓷品类，“南青北白”之青瓷，首先是相对于白瓷而言的，随着全国瓷器生产的发展、制瓷工艺的提高和制瓷新材料的运用，青、白瓷不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不同瓷系和著名窑口，如唐代著名的青瓷“秘色瓷”、宋代龙泉青瓷等等，这时的青瓷就不仅仅是相对于白瓷的一种瓷器，而是站在了制瓷高峰上的代表性名瓷。
早在唐代“秘色瓷”即被人们所重视。晚唐诗人陆龟蒙曾作《秘色越器》之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谓：“末俗尚靡，不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非始于钱氏。”这一记载，在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并有地宫碑文记载的13件秘色瓷上得到了印证，也印证了晚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所谓的“千峰翠色”并非虚辞。陶瓷史学者叶喆民先生指出，“秘色瓷”之称始于中唐，盛烧于五代，其多用于越窑上等精品的代称。
陆羽在《茶经》中盛赞“千峰翠色”的越窑青瓷“如玉类冰”，与邢窑白瓷的类银、类雪不同。把青瓷与玉的色泽和品格联系起来，这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玉的崇尚有关，品评玉的美词常用于品评青瓷，以致唐宋时期景德镇窑出产的影青瓷被称为“假玉器”“玉影青”。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供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另一唐窑为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
在中国陶瓷史上，宋代有六大窑系五大名窑。六大窑系有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五大名窑为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汝窑也是青瓷窑，为五大名窑之首，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其为宫廷烧造的时间不长，但其釉色莹润如玉，尤以天青釉为最。汝瓷釉属于半乳浊釉，从制釉的材料看，有分析认为釉中含有玛瑙末，当代的汝瓷釉中亦配有玛瑙末。有学者根据文献指天青釉应为五代周世宗柴荣所创，“柴窑起于汴，相传当日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明人张应文《清秘藏》：“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此必亲见故，论之如是其真。”清高士奇《归田集》云：“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瓷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全洁，华腴光暗滋。指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世宗柴窑不见传世品，仅就文献所记而言，柴、汝诸窑，其如玉之釉色是为所有者宝用和赏鉴的关键。
叶喆民先生在《中国陶瓷史》中认为，汝窑青瓷与越窑有密切关系。在浙江，承继越窑青瓷工艺并将其推向高峰的是宋代中期勃兴的龙泉窑和南宋官窑。龙泉窑位于浙江省龙泉市，是宋代以来青瓷的著名产地。据明代《浙江通志》记载，“处州县南70里曰琉华山，山下即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烧造青器，粹美冠当时。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处州府志》《龙泉县志》诸多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章生二不知何时人，尝主琉田窑，凡器之出于生二者，即青莹，纯粹无瑕，如美玉。然一瓶一钵动辄十数金。其兄名章生一，所主之窑皆浅白断纹，号‘百圾碎’，亦冠绝当世。”从龙泉窑的烧造历史来看，早在五代、北宋时期龙泉窑就已经形成自己的制瓷特色，其青瓷造型浑厚端庄，纹饰洗练，装饰手法多样，如雕、贴、刻花、印花等多种技法，其纹饰如莲瓣纹、弦纹等简练大方，釉色偏青黄或呈青褐色。南宋时期是其发展的鼎盛期，其陶瓷品类繁多，造型丰富多样，不仅有盘、碗、碟、盏、炉、水盂、水注等文房日用器物，还有八仙、观音等佛教塑像。通过瓷土、釉的合理配置、炉窑的改进、烧窑技术等多方面的改进提升，烧制成功了粉青、梅子青、葱翠等代表性釉色，成为宋代陶瓷的名品佳作。
宋代著名的“官窑”分为“旧官”和“新官”两类。所谓“旧官”是指北宋官窑，“新官”是指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曾提到宣政年间（1111——1125年）“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按照南宋时人叶置《坦斋笔衡》记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信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寺，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明人曹昭《格古要论》、高濂《燕闲清赏笺》等著述都有相关记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20世纪末，在杭州先后找到了南宋官窑的部分遗址，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和老虎洞遗址都经过科学考古挖掘，获得大批相关资料。
官窑作为宋代著名的青瓷窑，在艺术上具有很多独特性。一是陶瓷品类多样，适应宫廷生活的各种需要，如盘、碗、瓶、尊、炉、洗、碟、觚等，仿青铜器、玉器成为其造型样式的重要来源；二是造型雍容端庄，有皇家气势；三是釉色浑厚凝重，以青色为主，呈色丰富，尤其是薄胎厚釉形成的“紫口铁足”和“冰裂开片”，使官窑青瓷呈现出光泽内蕴、玉质如冰、文脉万千的惊人美感。
宋代值得重视的青瓷系还有景德镇独创的影青瓷。景德镇窑的烧造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宋代青白瓷又称“影青”“映青”“隐青”，釉是青釉，而瓷胎比较白，呈色介于青白之间。装饰手法以划花、刻花为主，题材多采用莲花、水纹、牡丹、游鱼、婴戏等， 可谓“胎薄且坚，釉青而润，晶莹透体，美如琢玉”。
一部陶瓷史即是一部文明史、一部文化史、一部艺术创造史
就青瓷而言，宋代青瓷开创了中国陶瓷审美的新境界，亦为后代陶瓷确立了造型和釉色的高阶标尺，建构了陶瓷美学的新风范。宋代以后，青瓷仍然继续发展，亦有诸多新的创造和成就。除青瓷外，新的品类、新工艺、新材料、新造型、新装饰不断涌现，如元青花，明清五彩、珐琅彩、粉彩等诸多彩瓷。
整体来看，瓷在历代工匠艺人手中成为凝聚民族文化和艺术智慧与审美情愫的载体。因此，可以说，一部陶瓷史即是一部文明史、一部文化史、一部艺术创造史。陶瓷作为中华传统文明的代表性名片和信物，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它不仅作为世界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人类陶瓷工艺、陶瓷艺术的最高典范，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独领风骚。这一段辉煌的历史，不仅值得我们记忆和歌颂，更需要我们去继承、发扬和深入研究。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青瓷艺术史》，作者吴越滨先生，浙江丽水人，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在撰著完成《浙江青瓷史》后，又着力于《青瓷艺术史》的写作，这部30余万字的著作，可以说是诸多青瓷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为这部书稿的阅读者之一，我以为有这样几个值得我们肯定和关注的特点：一是作者系统挖掘和全面梳理了中国青瓷的发展历史，建构了青瓷历史的叙述框架，资料详实可靠，使读者对青瓷发展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把握。二是作者以艺术的视角来讲述青瓷的历史，即青瓷艺术史。艺术史的书写不仅具有选择性，而且基于什么样的艺术观极为重要。当代艺术史研究中出现的“艺术史终结”论，建立在非艺术的认知之上，如果这样，那么“青瓷艺术史”和“青瓷史”就没有区别。吴越滨先生的“青瓷艺术史”，其艺术史观建构在传统艺术认知的基础上，他对青瓷历史的叙述和经典作品的阐释是以艺术的尺度和艺术美的内在性为基础的。三是文化的视角。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但就青瓷史而言，无论是艺术的还是审美的角度，它的历史存在，根本上是生活文化的产物，艺术在这里仅仅是派生物，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去叙述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根本性。诚如本书叙述中强调的青瓷文化、社会文化、文化融合等，说明作者具有自觉的人文意识，亦使这部著述具有了文化认知的高度。
我们知道，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已有相当多的成果，但与丰繁壮阔的历史存在相比，还是比较薄弱的，历史的资料需要去汇集、梳理、补充；亦需要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去认知和阐释，作为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和艺术的经典部分，需要更多学者的参与。吴越滨先生作为青瓷诞生地的研究者，其不懈的努力，值得我们感佩和学习。
（作者：李砚祖，系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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