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手把手地把我引进学术殿堂

  【光明书话】  

  学者刘跃进先生撰写的《从师记》，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满怀深情地讲述了自己40余年的求学历程，追忆与众多老师的点滴往事，展现了前辈学者的育人风采和治学理念。

  俞平伯、汪蔚林、魏隐儒、王继权、傅璇琮……对刘跃进来说，这些老师或亲炙，或私淑，还有的是刘跃进老师的老师。这些大家的为人风范和学术业绩，顺着刘跃进的笔尖，缓缓地流淌在《从师记》的字里行间。

  从上山下乡的知青到今天的著名学者，其中的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从师记》的作者刘跃进先生，虽没有过多地描写自己的艰辛和努力，而是意在感怀帮助过自己的那些老师，但我们仍然能从带有温度的文字中读出作者的执着和坚韧。

  上山下乡繁重的劳动，让他的文学梦想渐渐远去。但岁月没有摧垮他的意志，一而再再而三，他读上了中国社科院的博士。从知青到大学生，从作家梦到学者梦，从现当代文学研究到古代文学研究，从古典文献研究到古代文学史研究……刘跃进先生经历的每一次失败、每一次成功、每一次转变，都是人生中的淬炼，无不承载着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从师记》是一位学者的奋斗史、成长史，也是一代学人的蝶变史、奋进史，具有鲜明的时代与文化印记。

  但正如作者所说：“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要看他有谁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有谁相伴。”刘跃进在求学治学过程中得到了姜亮夫、魏隐儒、叶嘉莹、曹道衡、罗宗强、沈玉成、傅璇琮、郭在贻等众多先生的指点和帮助，或是生活点滴小事，或是关涉人生前程，无不令其深有感怀、铭记于心。作者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恰逢叶嘉莹先生回国讲学，叶先生讲授古典诗词生动形象，如春风化雨，激发了作者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兴趣。他的本科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是罗宗强先生与王达津先生指导的，作者自言“两位恩师手把手地把我引到了学术殿堂的门前”。

  刚到清华大学工作时，因为没有报考研究生的资格，刘跃进颇感苦闷，觉得前途渺茫，罗老师经常鼓励他。在杭州大学做硕士论文时，刘跃进以王国维《水经注校》整理本为研究对象，郭在贻先生指导他从校勘学入手，做客观比对，并由此讨论古籍整理的一些规律性问题。硕士毕业后，罗宗强先生又为其治学指明了方向：“学古籍整理，不是将来一辈子干这一工作……学了这门知识，是为打一扎实之国学底子，以期将来在文学研究上有大成就。”对于一个刚硕士毕业的青年学者，此番提点可谓仙人指路。做博士论文时，刘跃进每写完一章就先请导师曹道衡先生看，“曹先生非常认真，在文稿旁增添很多史料，指出不妥的地方”。修改誊抄后，再给沈玉成先生看。在两位先生的指导下，刘跃进的论文写得非常顺利。

  复旦大学的王继权老师虽与作者并无直接师承关系，但两人交往20余年，通信20多封，从介绍高考知识到指导大学学习，从报考研究生到论文选题，王继权老师一直关注着刘跃进的成长。

  刘跃进先生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众多学术名家。这种幸运又是必然的，因为他一直在追求自己的“学术梦”。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南开大学听完孙昌武老师的“唐代古文运动”最后一堂课时，孙老师结合自己的经历说，“文革”期间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后来再也追赶不上来了。听完这一席话，刘跃进“当时就下定决心，无论将来发生怎样的变化，绝不放弃对学术理想的追求”。后来，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一个成功的学者离不开许多良师的指点和帮助，更离不开自身的不懈追求与努力奋斗。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从师记》重点讲述了在不同阶段老师们是如何手把手地教作者读书、做学问，在前辈学者治学心得的基础上，刘跃进对读书问道又有了自己的深刻感悟。这些读书治学的经验和方法十分宝贵，可以引领青年学人快速成长成才。

  罗宗强老师指导刘跃进读书要懂得粗读和精读，要特别注意历史节点、重要事件。姜亮夫先生在作者入学典礼上说起当年王国维让学生通读《四库全书总目》的往事，谆谆告诫要时刻注意根底之学，要打通文史界限，要让“每个同学成为通才，而不是电线杆式的专家”。硕士研究生本就应该开阔视野，多读经典，广泛接触古代文史哲知识，这样的广博积累才能为今后的专深研究打下厚实的基础。魏隐儒老师告诉刘跃进：“名家都是苦功夫熬出来的，没有捷径可走。”傅璇琮先生的学术理念是学术研究起码要实用，还要体现时代特色，倡导综合研究。清华大学刘桂生老师经常向刘跃进传授治史的“四把钥匙”，即目录学、历代职官、历代年表、地理方志。钱逊老师向刘跃进推荐阅读钱穆论学著述《学籥》，其中讲道：“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这些老师的治学思想和问道方法，对作者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何其幸运，刘跃进先生遇到很多好老师。他在《从师记》的“引言”中说：“我很景仰他们，也很感念他们，很希望有更多机会将这种感念之情表而彰之，让更多的读者从不同侧面了解前辈学者的为人风范和学术业绩。”作者以感念的情怀讲述了老师们的为人与为学，其言其行让人敬佩，催人奋进。同时，从学术史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些学者的往事、逸闻无疑又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

  书中《王伯祥日记中的俞平伯先生》一文讲道，1956年年底，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启动研究员分级事宜，俞平伯因为《红楼梦研究》受到全国批判，一些人认为应该评为二级，但何其芳坚持将俞平伯评为一级，认为俞平伯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不能因为受到批判就影响评级。何其芳先生能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医院拖着病体的姜亮夫先生，即便双目几近失明，也要为《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题签，以表达对母校清华大学的感激之情，并向清华大学赠送了一册《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老人几乎是把脸贴在扉页上才摸索着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题记。

  再如吴晓铃先生不辞辛劳编辑《西谛书跋》，全书640多则题跋，大部分都是录自郑振铎的手书和手稿，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吴晓玲先生还接续郑振铎先生未竟的事业，主持编纂《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和第九集的工作。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以完成他人学术工作的奉献精神，舍弃小我而助益中华学术的广阔胸襟，感人至深，令人敬佩！后来，刘跃进又继续完成了最后四集的编纂工作。

  这些学者在中华文脉的承继之途上勇挑重担，可谓薪火相传，精神不灭。

  （作者：杨栋，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