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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7日 星期六

    他们手把手地把我引进学术殿堂

    ——读刘跃进《从师记》

    作者:杨栋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7日 12版)

        1986年5月,刘跃进与王达津先生在杭州桐庐严子陵钓台。选自《从师记》

        《从师记》 刘跃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光明书话】  

      学者刘跃进先生撰写的《从师记》,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满怀深情地讲述了自己40余年的求学历程,追忆与众多老师的点滴往事,展现了前辈学者的育人风采和治学理念。

      俞平伯、汪蔚林、魏隐儒、王继权、傅璇琮……对刘跃进来说,这些老师或亲炙,或私淑,还有的是刘跃进老师的老师。这些大家的为人风范和学术业绩,顺着刘跃进的笔尖,缓缓地流淌在《从师记》的字里行间。

      从上山下乡的知青到今天的著名学者,其中的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从师记》的作者刘跃进先生,虽没有过多地描写自己的艰辛和努力,而是意在感怀帮助过自己的那些老师,但我们仍然能从带有温度的文字中读出作者的执着和坚韧。

      上山下乡繁重的劳动,让他的文学梦想渐渐远去。但岁月没有摧垮他的意志,一而再再而三,他读上了中国社科院的博士。从知青到大学生,从作家梦到学者梦,从现当代文学研究到古代文学研究,从古典文献研究到古代文学史研究……刘跃进先生经历的每一次失败、每一次成功、每一次转变,都是人生中的淬炼,无不承载着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从师记》是一位学者的奋斗史、成长史,也是一代学人的蝶变史、奋进史,具有鲜明的时代与文化印记。

      但正如作者所说:“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要看他有谁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有谁相伴。”刘跃进在求学治学过程中得到了姜亮夫、魏隐儒、叶嘉莹、曹道衡、罗宗强、沈玉成、傅璇琮、郭在贻等众多先生的指点和帮助,或是生活点滴小事,或是关涉人生前程,无不令其深有感怀、铭记于心。作者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恰逢叶嘉莹先生回国讲学,叶先生讲授古典诗词生动形象,如春风化雨,激发了作者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兴趣。他的本科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是罗宗强先生与王达津先生指导的,作者自言“两位恩师手把手地把我引到了学术殿堂的门前”。

      刚到清华大学工作时,因为没有报考研究生的资格,刘跃进颇感苦闷,觉得前途渺茫,罗老师经常鼓励他。在杭州大学做硕士论文时,刘跃进以王国维《水经注校》整理本为研究对象,郭在贻先生指导他从校勘学入手,做客观比对,并由此讨论古籍整理的一些规律性问题。硕士毕业后,罗宗强先生又为其治学指明了方向:“学古籍整理,不是将来一辈子干这一工作……学了这门知识,是为打一扎实之国学底子,以期将来在文学研究上有大成就。”对于一个刚硕士毕业的青年学者,此番提点可谓仙人指路。做博士论文时,刘跃进每写完一章就先请导师曹道衡先生看,“曹先生非常认真,在文稿旁增添很多史料,指出不妥的地方”。修改誊抄后,再给沈玉成先生看。在两位先生的指导下,刘跃进的论文写得非常顺利。

      复旦大学的王继权老师虽与作者并无直接师承关系,但两人交往20余年,通信20多封,从介绍高考知识到指导大学学习,从报考研究生到论文选题,王继权老师一直关注着刘跃进的成长。

      刘跃进先生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众多学术名家。这种幸运又是必然的,因为他一直在追求自己的“学术梦”。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南开大学听完孙昌武老师的“唐代古文运动”最后一堂课时,孙老师结合自己的经历说,“文革”期间很多人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后来再也追赶不上来了。听完这一席话,刘跃进“当时就下定决心,无论将来发生怎样的变化,绝不放弃对学术理想的追求”。后来,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一个成功的学者离不开许多良师的指点和帮助,更离不开自身的不懈追求与努力奋斗。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从师记》重点讲述了在不同阶段老师们是如何手把手地教作者读书、做学问,在前辈学者治学心得的基础上,刘跃进对读书问道又有了自己的深刻感悟。这些读书治学的经验和方法十分宝贵,可以引领青年学人快速成长成才。

      罗宗强老师指导刘跃进读书要懂得粗读和精读,要特别注意历史节点、重要事件。姜亮夫先生在作者入学典礼上说起当年王国维让学生通读《四库全书总目》的往事,谆谆告诫要时刻注意根底之学,要打通文史界限,要让“每个同学成为通才,而不是电线杆式的专家”。硕士研究生本就应该开阔视野,多读经典,广泛接触古代文史哲知识,这样的广博积累才能为今后的专深研究打下厚实的基础。魏隐儒老师告诉刘跃进:“名家都是苦功夫熬出来的,没有捷径可走。”傅璇琮先生的学术理念是学术研究起码要实用,还要体现时代特色,倡导综合研究。清华大学刘桂生老师经常向刘跃进传授治史的“四把钥匙”,即目录学、历代职官、历代年表、地理方志。钱逊老师向刘跃进推荐阅读钱穆论学著述《学籥》,其中讲道:“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这些老师的治学思想和问道方法,对作者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何其幸运,刘跃进先生遇到很多好老师。他在《从师记》的“引言”中说:“我很景仰他们,也很感念他们,很希望有更多机会将这种感念之情表而彰之,让更多的读者从不同侧面了解前辈学者的为人风范和学术业绩。”作者以感念的情怀讲述了老师们的为人与为学,其言其行让人敬佩,催人奋进。同时,从学术史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些学者的往事、逸闻无疑又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

      书中《王伯祥日记中的俞平伯先生》一文讲道,1956年年底,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启动研究员分级事宜,俞平伯因为《红楼梦研究》受到全国批判,一些人认为应该评为二级,但何其芳坚持将俞平伯评为一级,认为俞平伯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不能因为受到批判就影响评级。何其芳先生能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医院拖着病体的姜亮夫先生,即便双目几近失明,也要为《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题签,以表达对母校清华大学的感激之情,并向清华大学赠送了一册《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老人几乎是把脸贴在扉页上才摸索着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题记。

      再如吴晓铃先生不辞辛劳编辑《西谛书跋》,全书640多则题跋,大部分都是录自郑振铎的手书和手稿,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吴晓玲先生还接续郑振铎先生未竟的事业,主持编纂《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和第九集的工作。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以完成他人学术工作的奉献精神,舍弃小我而助益中华学术的广阔胸襟,感人至深,令人敬佩!后来,刘跃进又继续完成了最后四集的编纂工作。

      这些学者在中华文脉的承继之途上勇挑重担,可谓薪火相传,精神不灭。

      (作者:杨栋,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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