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追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研究一直是百年中国考古学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深化古代文明研究。以下在简要回顾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史的基础上，就深入开展中国文明历史研究略抒己见，盼能对相关工作有所助益。

考古学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历程

  古代中国为世界主要文明古国之一的观念始自近代，1900年梁启超指出地球上有四个古文明国家，其一即为中国。在西方列强纷纷侵扰之下，这在中国近代知识界属于令人振奋的一大学术观点。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却坚持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种是西方起源的，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兴起之后更是根本怀疑由历史文献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因此，恰在这时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被寄予探究中国历史、追溯古代文明的厚望。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证实存在发达的“中华远古之文化”。1928年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以考古学探讨中国早期文明的开端。20世纪50年代河南郑州商城的发现，揭示出年代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都城。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发现“很像古代一大都会”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年代则更早。20世纪70年代后期，考古界明确提出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20世纪80年代关于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大景观，夏鼐、苏秉琦分别提出重要见解。接着，龙山时代城址的普遍发现深化了对史前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严文明指出，“在龙山时代，每个考古学文化大概都已走进文明社会的门槛”。

  进入21世纪，随着多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文明起源研究持续深化。王巍指出，“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应当以对权力形成发展过程的考察为重点”；赵辉特别强调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历史过程。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发布：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当前，在国家科技和文物管理部门支持下，参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各重要地区的科研机构大多正在或计划运用多省份联合的方式开展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深入研究，并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建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完善多重证据链。

  由上可知，考古学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走过了以殷商文明为基点向前追溯至商前期、二里头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时代中晚期包括良渚文化等文明阶段的基本历程。

考古学深入开展中国文明历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文明形成是长期复杂的宏大过程，中华文明起源应继续向前追溯。文明的肇始、诞生之前必然有一个社会复杂化文明化逐渐萌芽、产生、发展的演进历程，在确定五千多年文明史之后，追溯文明的形成基础、起源过程应是中华文明历史研究的一大重要内容。

  以距今约5800年为起点往前追溯，在距今约6500年前后的史前文化中已经出现一些社会分化现象。如中原地区距今7000年至6000年为仰韶文化早期阶段，尽管从陕西临潼姜寨等遗址看仰韶早期多是凝聚式、向心式相对平等的聚落形态，但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有距今约6500年前四组沿子午线方向等距排列的大型蚌塑龙虎图案和特殊墓葬，龙形象已十分成熟，说明当时至少存在驾龙驭虎的大型墓主、小型墓葬一般平民和作为特殊墓葬被截去双腿骨者的人员身份差别。冯时更解读其为中国最早的天文宗教祭祀遗迹，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农时意识、宗教和王权制度。在河南灵宝城烟遗址、山西夏县师村遗址新近发现了仰韶早期的城墙和城壕，防御色彩已较浓厚，与早年发掘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年代基本相当，可知距今约6500年前在黄河长江流域都出现了城址，在城乡分野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从而表明这一时期一些地区已率先出现城址与一般聚落差别，社会成员开始阶层分化。

  其实再往前，在更早的距今约8500年（个别地方早至9000多年）至7000年前，一些区域一些遗址已经出现不同寻常的经济技术、文化成就和文明因素。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取得一系列考古发现，如原始栽培稻实物为我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之一；猪骨和祭祀用狗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东亚最早的家畜；渔网与集中捕捞印证水产业的初期形态；米酒和丝类残留物为最早的酒精饮料和可能制丝的证据；锲刻符号是汉字起源的重要材料；随葬成组龟甲与龟鳖奠基成为原始宗教的物化证据；绿松石瞑目类遗存为玉敛葬的滥觞；最早的随葬鼎罐壶组合证实东亚礼制的萌芽；二至七孔骨笛是世界最早的成批管乐器，堪称史前音乐史奇迹。而西平谢老庄遗址发现了年代最早的水井。这些遗存代表了裴李岗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9000多年前定居聚落和水稻遗存，义乌桥头遗址发现东亚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和早期彩陶器，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有8组刻划在鹿角器和木算筹上的符号和中国最早的独木舟。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发现大型祭祀场和刻划精美图像的白陶器等重要祭祀遗存。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用红褐色大石块堆摆的中国年代最早的巨龙形象及一批聚落“中心墓葬”。据上可知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多区域多遗址发现了与礼乐、占卜、祭祀等中华文明特质密切相关的遗迹或遗物。这一时期已经出现较为先进和复杂的技术知识、音乐艺术、风尚礼仪、思想观念、宗教意识以及人们行为与社会习俗的传统趋向。韩建业认为，裴李岗文化已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圈雏形的中心，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王巍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下一步在时间维度上再向前，探寻距今约8000年中华文明起步阶段的农业初步发展、精神文化和社会变化等面貌。

  可见，深入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就应更向前推溯研究，以寻根追本、究根求源。

  深化中华文明起源一体化进程路径特点、模式机制研究。20世纪80年代首先是在考古学文化方面，苏秉琦提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满天星斗”式的。学术界很快认识到在文化背后，各地社会发展应各有特点，多元一体遂成为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导思想。中华文明探源也是先分头专题研讨各重要区域的文化发展和文明化道路，再整合汇总。这是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必由之路，因为深刻剖析局部才能更好认识整体，只有究明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才能深刻认识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

  尽管已经认识到文明起源阶段各地相对独立发展，并彼此间相互交流借鉴结成一个巨大“丛体”，形成相互作用圈即早期中国文化圈。然而从总体上看，在中华文明一体化研究方面，诸如各地区早期文明交流互动具体状况、各早期文明发展去向、以哪些方式途径参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在中华文明起源总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中华文明起源总进程道路选择的背景原因和机制特点等，或尚鲜有涉及，或还需继续深化，都亟须引起重视并倾力探讨。当前学界甚至连二里头文化来源和形成等基础问题却尚未能取得共识，更何况复杂得多的二里头文明出现的背景、过程等问题。而这恰恰是探讨夏文化及其如何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核心与引领者所必须解答的问题。

  因此，在继续深入开展中国各个区域的文明化演进和文明起源过程探讨的同时，还需着重深化中华文明起源一体化进程的研究，方能整体认识中华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从根系到主干的基本面貌，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宏大发展历程。

  加强中华文明延续历史和传承发展研究。纵观考古学关于中华古代文明的研究，以往工作的重点主要在于溯源，“追流”方面则显得用力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华文明故事，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这要求我们对于伟大的中华文明，在继续做好探寻来源的同时，还要努力揭示其形成后经过数千年、诸多朝代长期流传逐步演进壮大的基本历史进程，阐明其所具有的永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及其优秀基因得以传承至今的根本原因。

  中华文明历史研究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强化、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起源发展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加强，是一个大课题在不同领域、不同语境的分别表述，三者紧密联系。研究中华文明的目的在于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形成演进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对于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华文化，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考古学研究中华文明的一大重要价值。除了史前文明起源阶段，历史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各朝代国家疆域的经略与拓展，国家历史观、家国一体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至今文明的强大生命力等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不绝的文化基因和社会认同，由中华文明铸就的伟大民族精神等各方面，应当是今后必须着力加强的重要内容。

  唯有做好以上工作，才能明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凝聚力、向心力起源与发展的动力源泉，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必然性、合理性，认知当代中华文化的坚固根基，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才能完整认识理解中华古代文明，把握中华文化基因的发展走向，顺应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才能使中国考古学关于古代文明的研究成果真正服务国家社会，为推动鉴古知今、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魏兴涛，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