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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90后的武恩秀几乎没有休息。
忙课题研究，与学生开线上组会，指导学生做文献综述……去年刚刚博士毕业，武恩秀直接拿到了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副研究员的职称，这让他每天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可不得撸起袖子加油干？”
武恩秀的“幸运”，受益于天津大学破“四唯”、重能力的改革——只要有能力，资历、学历、经历都不是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39岁以下的科技人力资源占比达78.39%。另一项数据则显示，科技工作者作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区为25~45岁，20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从事获奖研究时的平均年龄为38.7岁。
如何让青年人才在科研的黄金阶段迸发出最大活力？
近日，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简称“减负行动3.0”）。与此前两轮针对科研人员的减负行动相比，此轮行动首次聚焦青年科研人员群体，从挑大梁、增机会、减考核、保时间、强身心五方面出台“专属”减负政策。
当前青年科研人员成长发展面临哪些负担？对于这次“专项减负”，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还有哪些期待？记者探访青年科研人员，倾听他们的心声。
1.青年科研人员面临五重负担
留校第一年，武恩秀就遇到了难题——当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申请已经截止，短期内没有科研经费支持，研究如何开展？
正当犯愁时，天津大学的自主创新基金以及他所在实验室的开放基金项目送来了“第一桶金”，为他夯实了科研基础。武恩秀研究的是新型二维半导体器件，经过一年探索，他不仅在该领域取得不少突破，还在物联网前沿领域部署了课题。
“青年教师没有项目支持，很难有高质量‘产出’，没有产出在第一个聘期内很容易被淘汰。”武恩秀告诉记者，工作压力大、收入相对偏低、申请课题难等“成长的烦恼”，总是与青年科研人员如影相随。
记者走访调研发现，当前青年科研人员成长发展面临着五重负担。
一是崭露头角难度大。青年科研人员在进入科研岗位之初，独立创建实验室和团队非常难，大多以“科研助手”的角色在团队中开展科研工作，但由于资历浅、能证明研究实力的成果和资源少，在与资深科研人员同台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鲜有开展独立研究、开辟学术领域的机会。
“刚入行的青年科研人员基本都要加入一个科研团队才能够开启科研生涯，往往很难获得承担项目和展示自我的机会。”江苏某高校青年教师刘峰（化名）告诉记者，青年科研人员资历浅、成果少，在争取国家科研项目支持方面难度很大，特别是35岁以下的科研人员往往很难获得资助。
二是成长通道窄。“有的青年科研人员刚进入工作岗位，一年到手科研经费仅2万元左右，买实验仪器、买试剂一次就要3000~4000元，很难自主维系研究。”有科研人员告诉记者，在这一情况下，有些年轻人不得不到处想办法去“搞经费”“跑项目”，为此付出大量额外的时间成本和精力。
还有科研人员表示，各类科研项目绝大多数为竞争性项目，花时间“抢”到的项目也未必是自己需要的研究方向，研究的连续性都难以保证，更遑论“潜心研究”。
三是评价考核频繁。与资深科研人员在同一平台、同一套指标、同样的方式下接受考评，广东某高校青年教师李华青（化名）觉得自己“压力山大”：“我们是实行‘预聘制’，考核年限延长了，但考核的工作量却更高。竞争之下，同事之间也很‘内卷’，不少人单纯为了发文章而发文章，片面追求‘短平快’，很难平心静气做研究。”
还有科研人员反映，当前评价体系不能充分体现青年科研人员的实际贡献：“青年科研人员在团队项目中承担大量的具体研究工作，但由于并非团队核心成员，在论文、专利、获奖等成果中往往不能署名，在现行‘只认署名成果’的考核评价体系下，所做工作和实际贡献得不到体现，直接影响到考核结果和项目奖励申报。”
四是不必要事务性负担重。入职一年来，“跑腿打杂”等事务性工作占据了刘峰大量工作时间：“跑签字、开证明、搞报销、填表格、写申请、写总结……自己的科研不得不靠边站，甚至只能晚上搞。”有已经独立带团队的青年科研人员反映，由于团队小、人手不足、经费紧张，为节约成本，买设备仪器、买试剂等工作都需要自己去找供货商、做市场比价，占用大量科研时间。
五是工作生活焦虑重。调研反映，青年科研人员作为高学历群体，社会及其个人都有着很高的期待，但现实中青年科研人员在收入保障水平和社会地位上均与其期望存在较大落差，加上科研竞争和生活压力大，影响了他们对科研工作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身心健康。
2.“专属”减负政策直指堵点
重重压力之下，此次减负行动3.0让不少青年科研人员直言“振奋”。
“作为最富有创造潜力的一支科研力量，青年科研人员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努力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保障他们将主要精力投入科研工作中，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是必要且及时的。”在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徐晓明看来，这次“专项减负”将有利于培养青年人才攻坚破难、勇担重任的能力。
记者发现，瞄准上述五大“负担”，此次“减负”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举措。
比如，聚焦“崭露头角难度大”的问题，行动提出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40岁以下青年人才担任项目（课题）负责人和骨干的比例提高到20%；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新立项项目明确项目负责人中45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比例不低于50%；在中科院新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工程指挥部中，新设立副总师岗位由45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担任等举措。
再比如，针对“成长通道窄”的问题，行动提出推动基本科研业务费、自然科学基金等加大青年科研人员支持力度，为青年人才、博士后、女性科学家等提供更多资助、交流机会；提出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和中央部门直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用于资助青年科研人员的比例一般不低于50%；推动有条件的科研单位设立职业早期青年人才培养专项，对新入科研岗位的博士毕业生、博士后给予不少于5年的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支持等举措。
在青岛大学科研处处长李荣贵看来，这些机会“增量”正是青年科研人员成长的最大“变量”：“青年时期是科技创新最活跃的时期，若青年科研人员多年不能承担项目，他们也就慢慢远离科技前沿或社会行业产业，易‘躺平’，再次激发其活力难度明显增大。”
最受青年科研人员关注的还是评价考核问题。
“这次减负行动聚焦的是青年，解决的是青年学者的成长问题。牵住了评价考核这个‘牛鼻子’，既与此前的减负行动相衔接，也能解决青年学者成长通道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说。
记者注意到，在挑大梁、增机会的同时，“减考核”成为这轮“减负行动”的重点，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基金等将建立尽职免予追责机制、精简过程检查报告数量和篇幅要求等。行动还将推动科研单位对青年科研人员减少考核频次，实行聘期考核、项目周期考核等中长周期考核评价；合理评价青年科研人员实际工作贡献。此外，将青年科研人员从不必要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也被明确提出，推动科研单位建立“信息只填一次”机制，解决青年科研人员多头、临时、重复提交科研成果信息等问题。
“与以往相比，这轮减负还关注到了青年科研人员工作生活焦虑重的问题，提出了加强职业生涯启蒙培训，配备高水平科研、创业导师，推动科研单位定期组织心理咨询疏导和文体活动，倡导‘每天运动1小时’活动等。”刚性政策之外，李荣贵也为这抹温情点赞，“保障科研时间及关心成长有助于青年科研人员身心健康，缓解青年科研人员心理焦虑。”
3.科研压力不减，政策还需细化
振奋的同时，不少科研工作者也表示，在当前高校、科研单位科研压力持续处于高位的背景下，要推动行动落地，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细化青年科研工作者减负的具体方式。为此，他们纷纷建言献策。
“‘减负政策’发布后，学校不少年轻老师找我聊天，一是希望尽快看到面向青年科技人员的新项目设立，二是期待地方政府同期出台类似政策，三是期待依托单位尽快实施落地减负政策，出台实施细则，为青年科技人员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李荣贵认为，青年科研人员培养中，搭台子、压担子、铺路子，缺一不可。
而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周城雄看来，减负落实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改善科技生态。他说：“比如在减少对青年科研人员的考核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面临的考核压力不变，这些压力必然会传导到青年科研人员身上；再比如要保证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就要彻底避免人才评定考核方面的不良现象，让青年科研人员不再需要去参加应酬性活动。”
一路从讲师、副教授、教授走来，北京科技大学徐晓明一路享受到了前两轮“减负行动”的“红利”，也深知青年科研人才成长发展的艰辛。他呼吁，在“减考核”的同时，希望在青年科研人员关心的职称、人才评定方面，推出更加多元化的评价方式，“现阶段的考核条件要求青年科研人员全方位发展，但是每个人的优势和长处各不相同，我建议建立健全个性化选拔模式，激发他们在各自优势领域的发展潜能。青年科研人员中不乏‘好苗子’，建议在人才评定方面给予适当倾斜，让他们不再因为一些客观条件错失人才评定的机会。”
（本报记者 邓晖 杨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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