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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19日 星期五

    闻一多:

    负重前行 弘毅致远

    作者:张曼菱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19日 13版)

        1945年,闻一多与西南联大师生同游云南路南县石林。资料图片

        闻一多(左二)与家人在一起。资料图片

      1946年7月11日,“抗战七君子”之一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4天后,闻一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的李公朴追思会上,发表了痛斥国民党特务、呼唤新中国的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会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西南联大教师宿舍门前。

      闻一多以生命诠释了何为不畏强暴、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何为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士人风骨。

      在我多年来对众多当年的西南联大学子的采访中,闻一多是他们最常忆及的师长之一。

      师长以他们的敬业尽职和高标人品,给予青年一种精神的哺乳,其影响穿透学子们的一生,天涯海角终难忘。

      闻一多是一名文学教授,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接替朱自清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但他的影响力却超越了文科;在其就义后,更成为一代学人挺拔不屈的“标杆性人物”。

    步行团中的青年导师

      在北京时遇到西南联大校友陆迪利,他对我说起闻一多:“闻先生人高高大大的,眼睛很有神,远远地走过来,带着一股热量,扑面而来。”他回忆起当年长途跋涉西迁昆明的“步行团”时光:

      闻先生唱歌非常好听。有一次,我们走进一个山洞,要穿出来,里面阴冷,很黑,大家疲劳,心情不好。突然山洞里响起了激情的歌声,就像是车轮子滚动那样,轰隆隆的。一下子精神就振奋了,听着歌声,走出了山洞,眼前又是一片光亮。歌声停了。大家反而有点觉得山洞太短了,还想听那歌声。

      这让我想起高尔基的《丹柯》,当人们在黑暗中绝望的时候,丹柯掏出自己燃烧的心,照亮人们的道路。这也是闻一多在《红烛》里歌颂的精神:为黑暗的世界发出光明和热量。

      西南联大校友吴征镒与闻一多最初的接触是从步行团开始的:

      这个湘黔滇步行团有200多学生,其中有13个老师,我记得是这样的。这老师里面有著名的闻一多教授、李继侗教授、曾昭抡教授、袁复礼教授,还有黄子坚教授,大概有五六个吧。其他的都是助教、讲师什么的。我们一路上,特别看到闻一多先生一路走一路写生——画风景。

      震动师生们心魄的,是一路上看到底层人民的贫困与落后:

      这一路看到中国的西南,特别是贵州,当时很穷困,少数民族受压迫,文化程度很低。有很多县里面基本上连小学都没有,最好的也只有小学。生活条件很差,有的地方还有麻风病,由于生活困难,卫生条件很差,所以一路看到的,真是使我们从“象牙之塔”,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们以后的思想进步有很大影响。

      闻先生是在这一次旅行中,才开始真正接触到民间的痛苦、疾苦。

      他曾经在路上说过,我们这次走,就是真正地认识了,祖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938年4月11日,步行团渡过盘江后,在安南这个小县城没能解决二百人的食宿,于是学生吵闹。而晚上县长却请步行团里的先生们吃饭。这种安排几乎造成步行团的分裂。

      闻先生这时也在,看见学生们像饥民一样地要“暴动”,就在人丛里说:“我今年已是四十岁的人,我跟你们一样……谁要是有意弄得这样……谁还要活吗?”学生立刻安静下来。一个啧着说:“文学的……”但是没有说下去,底下也就没有谁再开口了。这一夜先生等都没有吃没有睡,陪着学生们在县府大堂上冷坐。十二日旅行团在安南休息,晚上举行庆祝台儿庄胜利游行大会。(季镇淮编《闻一多全集》附录)

      从这样的细节中,可知这趟旅行的不易,二百人的食宿能否解决每天都是未知数。

      闻一多挺身而出,不止解了黄子坚作为步行团“总务”的围,并采取了与学生同甘共苦的行为来化解矛盾。他出面说话,立即感动了学生。在关键时刻,能克己,有领导风范。

      学生也是跟“孩子”一样,怕被“大人”抛弃。闻一多彰显出“师道”的呵护与担当,具有人格的真诚力量,故瞬间感动学子。一夜的无眠无食,反而铸就了师生间血脉相连的情谊,为战时大学的相依坚守奠定下一块宝贵的基石。

      这是师生们流亡生活的开始,一样的失去了家园,可学生们还在稚嫩期,父母家庭都留在沦陷区了,他们视学校为家,将师长当作家长。后来这种关系成为联大最牢固的纽带。

      闻一多1940年致信赵俪生:

      早年本习绘画,十余年来此调久不弹,专攻考据,于故纸堆中寻生活,自料性灵已濒枯绝矣。抗战后,尤其是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沿途曾作风景写生百余帧,到昆后又两度参与戏剧工作,不知者以与曩日之教书匠判若两人,实则仍系回复故我耳。

      步行路上的朝夕相处,与学子们以情相交,闻一多也从青年的身上汲取朝气。他本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的话与感情,对青年的影响震动也最大,可以说,闻一多与年轻人是互为知音的。

      在步行路上已经形成约定,学生们将成立诗社,他作导师。

    诗化生活,诗化家庭

      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信中曾说起这段步行团的经历:

      教授五人中有二人中途退出,黄子坚因职务关系先到昆明,途中并时时坐车,袁希渊因走不动,也坐了很多次车,始终步行者只李继侗曾昭抡和我三人而已。我们到昆明后,自然人人惊讶并表示钦佩。杨今甫在长沙曾对人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这次我到昆明,见到今甫,就对他说,“假如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于是彼此大笑一场。

      坚持步行,他内心很自豪,在长沙时的玩笑话,尽显教授间的幽默和闻一多的豁达。

      途中许多人因些小毛病常常找医生吃药,我一次也没有。现在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是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更不必说了。

      一个如此热爱生命和健康的人,可叹,在年富力强的盛年就被子弹中止人生,看到这里不禁感慨:先生真是为真理不惜生命。

      打地铺睡觉,走累了以后也一样睡着。臭虫、虼蚤、虱实在不少,但我不很怕。一天走六十里路不算什么事,若过了六十里,有时八九十里,有时甚至多到一百里,那就不免叫苦了,但是也居然走到了。

      无论于“家”于学校,他总是一个呵护者,扛住外界的风吹雨打。

      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作篇序,叙述全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

      给妻子的信无话不谈,可见夫妇感情如胶似漆。

      还有一件东西,不久你就会看到,那就是我旅行时的相片。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部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我与冯芝生的最美。

      “蓄须明志”的话就不在这里说了,对妻子只讲美与得意,这是闻一多作为一个“伟丈夫”的情怀。

      闻一多是用诗人气质在构建他的家庭理想。次子闻立雕说:

      他也很喜欢在月夜里教我们背唐诗。我们在晋宁,是住在楼上,窗户很大,可以打开,挺亮的。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窗户打开,月光整个能够散到屋里,一片月光。在这个时候,月光底下,他也教我们背唐诗,或者是让我们背给我们讲。我记得《春江花月夜》就在这个时候学的,印象特别深。

      (他)给朋友的信就写过,他要诗化生活,诗化家庭。他年轻时候,从清华回家之后,就是给我们的叔伯、哥哥这些人讲诗、背诗。到后来,甚至新婚之后,还给我母亲讲诗。他作为诗人,希望诗化生活、诗化家庭,所以这样做。

      抗战带来的流亡,安逸校园生活丧失,贫困生活来临,但这一切并没有扰乱闻一多的内心个性,“随着战争的开始,环境是很恶劣的,可是他还是和平常一样,这跟他的整个风格和思想是一致的”。

      三子闻立鹏回忆起当父亲休假时,带着全家人到呈贡乡下去,在绿草地上的悠然时光:

      刚好这一年轮到我父亲休假。在休假的时候,我们就搬走了,搬到晋宁去了。在晋宁住了一年的时间,我父亲利用他的假期,给我们教诗。唐诗长的有《长恨歌》《琵琶行》,我们小时候背了好多诗,就在那个时候学的。

      在晋宁郊外,有一个草地,他带着我们去。带一块毯子,草地上一铺,他还泡了一壶茶。他跟我母亲就坐在我旁边,一边喝着茶。然后我们在那里翻跟头,抓蝴蝶,在草地上玩。他和我母亲就坐在那里,看着我们,笑眯眯的。

      当时闻一多头部负伤,因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时,他出去寻找长子,被炮弹炸倒的墙砖击中头部,血流满面,惊吓了一家人。

      然而这并不影响他“诗化生活”的理想。

      等我们玩得差不多了,他就把我们叫回来。有时候他给我们讲讲远古的神话,有的时候他就教我们背唐诗……云南的天特别蓝,又高又蓝,白云在上面飘,远处都是一片绿,我们在那里背唐诗。那时候虽然小,可是真觉得自己好像走到诗境里去了,所以对我们的心灵是一种陶冶。

      闻一多有种不易被打垮、不易灰心的坚强个性,穿透雾霾与阴云,他总是在呼唤春天和明月。

      女儿闻铭说,家里住的民舍,院子里和屋子里都可以看见月光,于是父亲教她们朗诵起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我们摄制组到龙院村去拍摄过闻一多的这个故居,那是昆明典型的“一颗印”民居,从高空俯瞰,整个院落就像是一个典雅的印盒,中间的天井则像准备放置印章的空处。

      住在如此规则甚至闭合的宅院里,却能够从仰望天上的月亮,而想象海上风光、春江上的离妇和望月思归的游子,这是深厚的诗情和人间博爱所致。

      闻一多的诸多肖像照中,以在石林叼着烟斗的那一幅最具个性和美。先生面含微笑,笑容却因用牙咬住烟斗而没有展开,但一股内在的得意怡悦油然于姿态中。

      石林是联大先生们爱去的地方,石笋壮观,当地彝族人时常会在民间节日举办歌舞会。

      先生一面听着联大学生们的诗歌朗诵,一面欣赏歌舞,将这现代的和远古的青春弥合起来,在这里他获得了一种社会学的多维思考空间。

      他似乎有了新的发现,于是笑而不答。

    拍案而起,舍生取义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宣布解散,当日第一批学生北上。1946年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学生,早晨7点离开昆明北上;晚上9点钟,“抗战七君子”之一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

      在闻一多长女闻铭的回忆中,闻一多听到消息后脸都没洗,起来就走了。到医院的时候,李公朴已经牺牲了。

      在最后的那段白色恐怖中,闻一多受到“警告”威胁,家人几乎每天都在胆战心惊中度过。

      当时我们在家里都是特别紧张。我母亲也在家等。他回来的时候,我母亲知道李公朴伯伯被暗杀了,已经牺牲了。我父亲回来以后也没说话,一句话没说,就靠在那儿。我母亲给他端过一杯热茶去,我母亲也说不出话来。当时那个形势下的话,大家都很清楚。而且早上也是不断地有人来告诉我父亲,传说黑名单上第二号就是你,说闻先生你要特别小心,最好别出去了。

      有的人还送来一套西装,说闻先生你化装走吧。从篱笆那边可以跑出去。你不出去国民党肯定就得暗杀你。我听妈说的,后来西装还搁在椅子上。

      可是我父亲一点没有畏惧,还照常的出去。敌人那方面不断地来恐吓威胁。白色恐怖那么严重,空气中布满了血腥味。

      闻一多在最后时日,是知道自己正在接近死亡的。周围的人们都意识到了,想阻止他,想让他回头,离开这险地与逼仄的环境。

      在最危险的时候,李公朴先生被害之后,我母亲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很气愤,对国民党很愤慨。另一方面,又担心父亲下一个就要被害。所以,有时候她也劝他说,你是不是不要出去了,你是不是少活动一点。我父亲就跟我母亲讲,现在就好像是一条船,在海里面遇到了大风浪,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在船上的人,需要把这个舵掌握好,那么船才有可能不翻,到达彼岸。如果我们也撒手不管了,任凭着风浪去吹这个船只,那么这个船可能就要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坚持不行”。

      闻一多说,这好比是一条大船。他是诗人,诗人是善于想象与比喻的。“这条大船”是什么意思?而他一定要自己留在船上,又是什么意思?

      闻一多当时的行为有一个内驱动,谁也拦不了,这就是他要对大局负责,对被害者负责。当学校已撤离,凡事没有了支持,他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收拾局面的人,留下来的。

      闻一多最后几乎是自己选择了殉道之路,是他忠于自己一贯的信念,在艰难时刻显现的理想的“士”之品格。

      可是这个时候,我父亲怎么能不出去?李公朴伯伯的尸首还停在医院里。所以,他还是冒着这种生命危险,还是往外走。就那几天,他天天不在家,天天早上就出去,中午才回来,在家吃一顿饭。吃饭时候的他很少说话。我们在吃顿饭时候才见到他,也都感觉到气氛特别恐怖、紧张。

      最后关头,闻一多践行“士可杀,不可辱”的行为信条,达成伟大的人格。7月15日上午,闻一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的李公朴先生遇刺经过报告追思会上,发表了气壮山河,痛斥国民党特务、呼唤新中国的“最后一次讲演”。

      当时那么多同事都劝我父亲,他也就答应了。他说好,我不说话。但是当在会场上,他看到李伯母讲不下去了,李伯母悲愤交加,哭泣得说不下去的时候,特务却一点人性没有,还在会场上捣乱吹口哨。我父亲实在气愤不过,拍案子起来就上讲台,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

      这一次讲演以后,学生不放心,就把他送回来了。他也知道这已经是面对面的冲突了,他知道死亡离得更近了。

      因为要开一个《民主周刊》记者招待会,由他来主持。他下午休息了一会,还照常出去。出去就开那个记者招待会,会上跟记者控诉法西斯的暴行,宣传民主的运动。就是下午这个会回来,回来的时候遇难的。

      听到门外响起枪声,家人就知道闻一多被暗杀了:

      跑到门口一看,我父亲和大哥,一个横一个竖倒在血泊里面。西仓坡上一个人没有。当时我们一下就扑到我父亲那身上去。我跟我妹妹叫,爸!爸!我们叫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了,但是他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我母亲一下抱着他,把他头放到身上,血流得我母亲一身。我们也跪在他旁边。眼看着我父亲嘴唇由红慢慢变成紫,就发乌,我们的心里面也基本明白,父亲恐怕已经不行了。

      这个时候,长子闻立鹤躺在一边还睁着眼睛。

      闻铭说:“大哥那个眼睛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他真是充满了仇恨的那种眼神。”

      我问闻铭她那时候多大?她回答:“我那时候十四岁,我妹妹九岁多一点。”

      闻一多的次子与三子已经随北回的师生登程离开昆明,长子立鹤陪伴父亲左右,家中唯余幼女弱妻。

      大多数师生已经离开昆明,去庆祝久盼的抗战胜利。闻一多是有资格享受这个凯旋的。然而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在北方清华园中等待着他的宁静书斋。

      一个魅力四射的喜爱接近青年、指导青年的先生,他的遇害也引起了来自各方的震惊与愤怒。

      吴征镒在回顾自己的政治抉择时,谈到吴韫珍先生,贫病交加,才四十几岁就过世了:“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读书救国,在西南联大后方昆明这个地方,还可以继续工作下去,经过他这样一死,让我深深感觉到这条路啊看样子走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是我思想转变很重要的一个契机。”而直接将他推向前去的,是闻一多遇难:“第二个大的刺激就是闻一多先生,因为敢说话,敢反抗,结果国民党对他下了毒手,可以说是乱枪打死的,身中十几枪,当场就没有办法挽救的。也是四十几岁就英年早逝了。所以这两个刺激,使得我后面坚定跟着共产党走。”

      2009年秋我在台北采访当年的清华学子姚秀彦时,她指责国民党的特务政治,很气愤地说:“他们杀害闻一多,就失掉了人心,怎么会不失败呢?”

      士子风骨,乃是一种历经千秋世代,鼓发正义、催动世人、抗击暴虐、呵护弱者的铮铮品质。

      虽千万人,吾往矣!

      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仁人志士舍生取义时,多带有一股个人的英烈之气,如谭嗣同、如秋瑾,这二人都是可以“一走了之”,而却执意留下,以牺牲自我昭示信仰的。

      对于闻一多,那个时代还不远。

      闻一多的牺牲,与谭嗣同、秋瑾具有同等分量的“殉节”气质。

      而当我面对闻一多的众多子女,众多怀念情愫时,不禁喟然。

      闻一多与那些早已经决心牺牲的斗士还不一样,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一直生活在家庭天伦中。彼时一群儿女皆未成年,相依膝下,妻子被恐怖熬煎,而先生却凛然,一去不归,与平日判若两人。

      倘若闻一多也踏上北归火车,不日即回到清华家园,重回战前教授的优裕生活,一家人亦团圆幸福。这个抗战胜利的成果,闻一多是最有资格享有的。而他却被眼前学生与朋友的鲜血激怒,拍案而起,面对横暴,毅然舍生,表达了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抗争意志。

    十一,合起来就是“士”

      2016年9月,我到成都拜见马识途先生。马老是作家,曾在西南联大读文科,他思维恣肆,记忆点也与别人不一样。

      马老说:“闻一多当年想办一份报纸,叫《十一》,合起来就是‘士’。闻一多办这份报纸的目的就是想提醒和完善当时作为‘士人’的人格品行。”

      我以为,这可能是研究闻一多生平的一个点睛之笔。

      如果说,抗战时期是闻一多对自身人格重新设计和塑造的过程,那么,他的理想就是构建一个时代的“士”的内涵与价值观。

      士,最早是习“六艺”,服务于诸侯朝廷与王族的一个阶层。他们受到特殊训练,具有特殊的精神修养。在过去先民奋斗的历史中,这群人——“士”临难不屈,见危授命,牺牲小我以保全邦国的事迹,可歌可泣,是中华历史的重要部分。

      自五四以来,“士”的身份受到质疑,然而,中国文化的深远传统,依然会令新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回顾“士”的品行,以此自律。

      作为新潮的学贯中西的文人代表,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重新打上“士”的人格标志,是一种回归。他意识到有这些品行者在抗战时代依然是中流砥柱。

      罗庸与闻一多同时在西南联大开《楚辞》课,二人都怀抱有重振“士与君子”的情操理想。在罗庸作词的“西南联大校歌”里,直抒了“君子”与“士”的使命担当: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罗庸在《鸭池》讲稿中说:原来士之所以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负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为。

      这便是中国民族的自信力,而这自信力的培成,却全靠“士”以他整个的人格来负担。

      正是这种“士”使命担当,使闻一多的思想和行为明显有了很大的转变。

      周围人能感觉到的是,他的内在增加了一股动力和开放性,他把自己的心和才华、言语行为都一下子打开,豁然开朗了。他和这个世界有了更广大的主动的联系,随时准备投入他燃烧的心与博大之爱。

      这个改变的起点是“国难”。

      从七七事变,他弃家登舟的那一刻,他对臧克家讲的那番话,就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思想准备,以及一种“大舍弃”的气节。

      随父亲在码头上等待的三子闻立鹏回忆,当臧克家问闻一多:“你的那些古书怎么办?”闻一多回答:“国家大片大片的领土都丢失了,我那点书算什么?”

      他的谈吐,磊落胸怀,身系国难,并非一般只是忧己的仓皇难民。

      这时的闻一多已经在准备为国难承当更多的责任,更大的牺牲,并且视为己任。

      到昆明后,为了躲避轰炸,当教授们搬迁到乡下去,房舍不够时,就发生了“隔帘分读”的故事,显示出闻一多相比一般教员的气度不凡。

      他慨然邀请找不到房子的华罗庚一家人同住,我认为,这与他对华的身体残疾具有更深的体悯有关。闻一多是有深切悲悯意识的人。他能够“动情”,这是大情。

      有老乡曾经回忆起“那个跛子”在村口因踩到牛粪滑倒,半天没有起来的事。闻一多能够体贴,以华罗庚的身体,在战争时期遇到的困难更大。

      闻家与华家的子女至今相处甚好,可见当年同居一室的真诚情谊。

      “君子固穷”,这也是士的品格。闻一多的太太种菜,他治印。

      闻一多在他的人生中追求一种信念与信仰的清晰透明。他的信仰尽管有所变化,但令人感觉到的是,有一种东西没有变。这种不变的东西,我以为,就是闻一多对自己的定位。因为士,必须具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君子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坦诚。

      当年我的父亲去过闻一多家,专程是去看门楣上那闻名全城的题词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父亲非常赞赏这爱憎分明的决绝气概,把这句话告诉了童年的我。

      对于“士”的人格构想,闻一多选择了屈原作为“原点”,回到天地间的大我、大仁、大义。

      他喜爱的诗句是:“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心目中的“士”是接近屈原那样的形象的,芳草峨冠,特立独行,视高洁重于生命。

      《论语十则》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闻一多是走到了“松柏”这一步的,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践行了“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侮”的信条。

      (作者:张曼菱,系作家、制片人,著有《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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