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述往】
今年是陈忠实诞辰80周年,也是小说《白鹿原》问世30周年。我不禁又一次回顾忠实的文学人生,也回想起与他的一次次相见:从西安小寨街头初识,到参加忠实的葬礼与他最后告别,整整43年。这期间我们到底有多少次见面,我已记不清,肯定有二三十次吧。那时候见个面并非容易,早期是三五年也见不到一次,后来有时一年能见两三次。然而只要我去西安,必见忠实;他来北京,无论是做什么,也必要见我。我还保存着21封忠实的来信。
在北京,我曾把忠实邀请到家里做客,那是《白鹿原》问世的前一年。我的家居狭小,堆满书籍,夫人叶冰如重病卧于床榻,按说并不太适合接待客人,但忠实不是外人,他也不见外。我准备了点家常菜,和忠实一起小酌几杯。当时,《白鹿原》还在创作中,忠实只跟我说在写长篇,没有告诉我写什么,只是让我不要催。后来,忠实在告诉我长篇完稿的那封信开头,说“去年五月在您家接受款待,倍觉愉悦”,而忠实能到我家,我又何尝不是倍觉愉悦呢?我退休后,忠实又邀请我和刘兆林、陈世旭到白鹿原上做客。我和忠实,是编者和作者的关系,我们也是好朋友、好兄弟。我在编辑部的办公室见过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和读者,但是能互相走进家门的只是个例。
忠实去世后,我好几回梦到了他,醒来心情沉郁,要好一阵子才能平复。忠实比我小六岁,他竟先行归去,让我有了伯牙慨叹“子期不在对谁弹”的知音之憾。我祖籍岭南,生于香港,大学就读武汉珞珈山下,到北京工作,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忠实生于西北关中,白鹿原下,因为写作,命运安排我们有了交集。他曾说,当年我的约稿给予了他巨大的鼓励,但是我要说,遇到忠实,遇到《白鹿原》,也是我的幸运。时间已经证明,读者对《白鹿原》的喜爱是超越代际的。文学界也越来越统一认识,《白鹿原》是新时期文学中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白鹿原》是能够流传下去的大作品,陈忠实是进入了当代文学史的大作家。
忠实离去之后,我作了多场关于《白鹿原》的讲座,也曾在读书会上和书友一起重读《白鹿原》。记得一次读书会是在2016年6月7日上午举办的,当时,北京市的6万多名考生正坐在高考语文的考场上,面对的阅读题材料是忠实发表在《光明日报》副刊的《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作文题目是《“老腔”何以令人震撼》。这让我想起在忠实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老腔艺人张喜民带着老腔班子来了,要为忠实再演出一次:“将令一声震山川,人披衣甲马上鞍……”老演员们声泪俱下。记得2005年排演话剧《白鹿原》时,忠实力荐把老腔搬上舞台。忠实爱老腔,也会唱,吼得好。
2018年我出版了一本书,把我这些年撰写的关于《白鹿原》的文章收集到一起,向喜爱《白鹿原》的读者和《白鹿原》的研究者提供一份资料。我自觉地想为《白鹿原》这部难得的瑰宝而歌、而呼。如今,《不朽的丰碑:〈白鹿原〉》即将付梓,增补了一些新内容。最重要的是,其中有忠实写给我的21封信以原件影印的方式展示。重温这些珍贵的信件,记忆中的许多场景、忠实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面前,然而我伸出手去,却再也握不到那双熟悉的、温暖的手。
我和忠实第一次见面时,没有留影。我和忠实最后一次合影,是2015年10月23日,我和人文社社长管士光等人专程去西安看望病中的他。那时忠实已经病得很重了,但仍然强打精神,以最好的状态面对我们,他太要强了。半年后,2016年4月29日早晨7点40分,忠实在西京医院仙逝。噩耗传来,我悲痛难抑,第一个想法就是马上去西安,见忠实最后一面。
5月4日,我和管士光社长等人到达西安,首先去忠实家里的灵堂表示深切的悼念。陕西省作家协会也设有陈忠实的灵堂,挂着巨幅挽联:“一支巨笔,直书时序百年梦;千篇真文,尽抒乾坤万里心。”在西安殡仪馆咸宁厅设立了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持的灵堂,忠实的遗体就静卧在鲜花松柏丛中,身上庄严地覆盖着鲜红的党旗,头下枕着1993年的第一版《白鹿原》,忠实实现了生前的愿望。
在忠实的葬礼上,摆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在忠实遗体周围,除了亲友和文学界的同仁,还有许多自发前来吊唁的读者。大家拿着印有陈忠实遗像和悼念文章的各种报纸和各种版本的《白鹿原》,有的人跪在地上痛哭。我们从灵堂出来后,看到人们把路都堵满了,有的是一家人来,孩子骑在家长的肩上,老人被年轻人搀扶着,他们都是来给陈忠实送别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个当代作家所享有的空前的礼遇,万众瞻仰,哀荣至极。在巨大的悲痛中,我又是如此欣慰:忠实为丰富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人们感激他,敬仰他。这也说明文学依然神圣,文学依旧大有可为!
《白鹿原》问世30年了,忠实已乘白鹿去,读者们也更新换代了。看到一茬茬的读者喜爱《白鹿原》,捧读《白鹿原》,这是我特别高兴的。各地仍在举办研讨《白鹿原》的会议、纪念陈忠实的活动,还有很多人撰写《白鹿原》的研究论文。人们没有忘记陈忠实,因为人们忘不了《白鹿原》,书比人长寿。忠实有灵,必然知晓这一切,他一定会欣慰的。
(作者:何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