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民族融合的精神史诗

  【光明书话】

  达斡尔族诗人吴颖丽写就的反映本民族的精神史诗《达斡尔艾门之歌》，以激越高昂的长诗连歌体式、叙事荷载宏大的文化品格，在达斡尔民族血脉伟大传统的深沉召唤下贯通古今，纵情吟唱历久弥新的民族颂歌。

  吴颖丽以强烈的自觉意识与担当精神，不仅以诗“吟咏情性”，率真地表达个体生存经验与情感体验，张扬清丽纯净、知性隽永的独特个性，更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代言人，以诗“寄兴见志”，在对民族深层心理的纵深挖掘与民族记忆重构的审美意趣中，力图通过民族身份、语言、题材、地域等方面的文化书写追溯与正视达斡尔族的族体本性，从而保存、创新与传承民族文化。

  “他们向光而生/矢志不渝/他们抱初守一/必将生生不息。”诗人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域出发，立足找寻民族之根的现实需要，在史诗叙事的强烈冲动下，将个体置于族群的位置中借助民族文化遗产重构与叙述过去，将众多经凝练与固化的口头叙事的书面文本编创汇入组诗。组诗囊括的大量民间歌谣文学样式，与作家文学古今辉映，共同融汇成一部重述历史与观照文化的民族新史诗。

  诗人自我形象在变动的空间与恒常的时间里游走，从一种包含了极强文化溯源意识的立场出发，以“边缘化”“微观性”的口述特征力求饱满、立体、忠实地还原与记录达斡尔族从远古至当代薪火相传的民族史、心灵史与民俗史，塑造达斡尔人坚韧勇武、忠贞正义、淳朴本真的民族性格，进而企图唤醒尘封休眠的民族文化心理认同。

  第一部分“山水之子达斡尔”，是一首宽广豪放的族源之歌，这首组诗饱含深情地缅怀与追忆了达斡尔族民族诞生、祖先迁徙、开拓发展的起源史，个体在血缘、地缘、精神等纽带上确立起类化认知，形成对民族与地域文化共同体的族群认同：“懂得达斡尔人/懂得一群用歌声题诗的人。”诗人拨开宏大历史的层层遮蔽，在歌诗里执着追寻原始形式的生命家园与辗转迁徙的步履踪迹，从底层民间视角真实地展示了祖先起源、历史演变、生产协作、家庭生活等多侧面、多维度的人文镜像。

  《达斡尔艾门之歌》将口头的歌谣借用现代印刷媒介和新媒体进行传播，赓续着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诗人去除了“风景化”的书写，依赖独特的风俗生活和历史时光的经验，而非凭借某种好奇写作。她有着更为丰富的面向和立足书写民族国家的雄心壮志，比如“神女”“土地”“太阳”等。

  这些意象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借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投射于人脑的心理，蕴含某种情感结构，类似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是深藏于个人普遍的心理原型。“神女”意象最初来源于《山海经》，不同民族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演变出不同的形态：《高唐赋》的“神女”主动献媚于陌生男子；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舒婷《神女峰》打破了神女的爱情想象，还原了其石头的质朴。达斡尔族和蒙古族等北方民族一样，因受生活习性、宗教信仰和战斗性等民族性格的影响，“神女”表现出未卜先知和能征善战的一面。“神女”意象的重复出现呼应了原型意象，指出了诗歌的某种统一。《达斡尔艾门之歌》中的“神女”意象也是如此。其作为女性意象给诗人和读者无尽的想象与联想。“真想化作神女/去看驾乘着白马的先人。”带着一股仙气从马盂山翩翩而来，遇见风流倜傥的白马王子，来一段浪漫的奇遇。“真想化作神女/去看西拉木伦/去看精奇里/去看先人蓬勃生息。”诗人从纯美的个体经验超脱出来，进入一种集体的表达：《绵延不绝的秘密》借助“神女”的视角遨游于大兴安岭这座森林宝库、绿色王国，回溯先民们刀耕火种的渔猎生活，还从民谣里追寻温暖的文明。诗中对“神女”的崇高性做了一番精神的书写，剔除了个体私密的经验，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呈现出整体的思考。

  与此同时，吴颖丽对“土地”意象的选取追溯其民族历史发展，与社会历史文化形成明证。如“映山红花满山坡”“在春天/在寥廓的山野之间/在江水蜿蜒的母亲河边/到处是采撷柳蒿芽的天堂/到处是达斡尔姑娘草木清欢的光芒”等等。纯粹的诗句穿透内外世界达成生命和精神的高度体验，完成诗人本质力量的“真实”。“在那深山密林深处/世代居住着达斡尔族/随着畜群四处放牧/山河土地是我们的慈母。”“他们那极简的生活里/有着草木的清香/有着泥土的本色。”吴颖丽强调的是诗歌音乐性的一面，带着达斡尔族的歌谣自发为本体意义上的自觉诗歌创造，歌唱达斡尔族勤劳勇敢、美丽善良、自由豪情。这种优良品格也是中华民族的特质。“土地”意象也代表着家国社稷，呼应着中华民族曾被蹂躏、被侵略的历史印迹，正如艾青《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和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对祖国“土地”深沉而又血泪斑斑的爱。

  吴颖丽从个人处境出发，对民族命运的关怀不断深入，义无反顾地成为炽热的、高昂的精神书写，给予人崇高的审美感受。这样的诗歌，并非只是政治的变体，而是吴颖丽将隐蔽的自我敞开，勇敢接受中华民族的光芒与希望。《达斡尔艾门之歌》是新时代民族融合的精神史诗，“吉喂耶吉喂耶”“介本哲嘿”等口语的程式化表达镶嵌在达斡尔人世代生息的热土之上，一首首诗歌从她的内心喷薄而出，“唱出飞翔的翅膀”。

  诗人心中的“艾门”就是“人”“人民”的意思。《捡野菜》“春到草甸子/听到了布谷/咱们去采野菜/采满花皮篓/讷耶勒呢耶/讷耶勒呢耶耶/咱们去采野菜/采满花皮篓。”诗人将捡野菜这一劳动场景写得轻快，充满动感。重复的诗句配合达斡尔族的“讷耶勒呢耶/讷耶勒呢耶耶”口语程式，更具有音律之美。《凡虔敬，皆欢乐》以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桦树、松树、杨树和柳树起兴，它们被做成摇篮、篱笆。达斡尔族人用擅长的手艺，晕染“山水微醺的生活”。作者通过“树”写达斡尔人的灵性生活，表达本民族对大自然天然的敬畏、虔诚的向往，也书写了少郎和岱夫、边巡将士、抗日英雄等典型形象。

  吴颖丽的这部史诗既是达斡尔民族身份书写和汉民族共融共生的精神自传，又是民族精神与国家话语相互交织的典型文本，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为民族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书写本民族经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生动的范例。

  （作者：聂茂，系中南大学湖南红色创作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胡游，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