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闻一多十四行诗一首

  迄今为止，收录闻一多作品最全的，当推2020年12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全集》（17卷）。但所谓“最全”毕竟是相对而言的，这套全集仍漏收了《〈高禖郊社祖庙通考〉跋》等部分作品。新发现的闻一多的一首十四行诗，也未收入全集。

  这首诗发表在成都《中兴日报·今日文艺》1946年10月14日第18期，题为《十四行一首》，署“闻一多先生遗作”。全文如下：

  我匆匆走到门前，沉吟了一阵，

  和平布满了黄昏，一只小鸟

  忽然打我面前掠过，一翻身

  躲进了密叶，我笑了一笑。

  我也到家了！我毫不怀疑，

  早算就了那一盆水，一壶滚茶，

  种种优渥的犒劳，都在那里：

  我要把一天的疲乏都交给她。

  我推开门来，怎样？满都是寂寞！

  从里房绕到外房，没有人，分明

  什么都没变，夕阳恋着书桌，

  只没有人，只没有了她的踪影。

  出门了？许是的！想它做什么？

  可是那顷刻，那彷徨的顷刻！

  《今日文艺》编者在附于此诗之后的按语中，交代了闻一多遗作的来源并推测其生前为何没有发表的原因：

  闻一多先生在昆被害后，举世同悲。本刊编者曾恳闻氏生前至友新月诗人饶孟侃先生为文纪念。惟饶先生一以遽失知好，至痛无言；再则近十年来潜心道家修养，弃笔已久，遂就闻先生昔日信函中检其未曾发表之旧作一首见赐。

  闻先生此作，在国民〔民国〕二十一二年间，在寄饶先生函中，请其斟酌，并谓仅系“试作”性质，且觉得“商籁体的确很难”，故饶先生一直没有寄回去让他发表。按此诗为“沙体商籁”，应叶七个不同的韵。前十二行分三节，均叶交错韵；最后两行则为平韵。闻先生为表示叶了七个韵，还特别在信上加了一个附注说：“阵”“身”为en，“明”“影”为in，不同韵。“寞”“桌”为o，“么”“刻”为e，亦不同韵。其态度严谨可见。此时朱湘先生尚未投河自杀，正在大做其充满了旧词意味的十四行诗；闻先生此作形式虽极规律，文字却是道地的口语，或许也是因为不愿意打扰朱先生的旧词十四行，这首诗才没有发表吧？现在发表出来应是中国新诗史上珍贵的材料了。

  诚如《今日文艺》编者所言，这首诗的确是“沙体商籁”（莎士比亚体）。全诗分四节，采取四四四二形式，共押了七个不同的韵。

  1931年2月19日，闻一多在致陈梦家信中专门谈到商籁体问题。他认为，十四行和韵脚的布置，是必需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非遵守不可，那便是在第八行的末尾，定规要一个停顿”，用标点“。”或“与它相类的标点”。在他看来，“最严格的商籁体，应以前八行为一段，后六行为一段；八行中又以每四行为一小段，六行中或以每三行为一小段，或以前四行为一小段，末二行为一小段。总计全篇的四小段，……第一段起，第二承，第三转，第四合。……‘承’是连着‘起’来的，但‘转’却不能连着‘承’走，否则转不过来了。大概‘起’‘承’容易办，‘转’‘合’最难，一篇的精神往往得靠一转一合。总之，一首理想的商籁体，应该是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形；最忌的是一条直线。”（一多：《谈商籁体》，《新月》月刊1931年4月第3卷第5、6期合刊）且不说闻一多的“试作”是否是“一首理想的商籁体”，但他无疑是以严谨的态度，按照“最严格”的标准来创作十四行诗，其对起承转合结构章法的运用尤为成功。黄昏时分，诗人怀着喜悦、期待的心情匆匆赶回家（起）。未进家门前，他满以为像往常一样，“她”会用“一盆水，一壶滚茶”等“种种优渥的犒劳”，消除他“一天的疲乏”（承）。可推开门后，“什么都没变”，却“没有她的踪影”（转）。顷刻间，一种“寂寞”“彷徨”的情绪涌上心头（合）。诗中的“她”，是指闻一多的妻子高孝贞（即高真）。

  闻一多所作十四行诗，留传下来的还有一首《回来》：

  我急忙的闯进门来，喘着气，

  打算好了一盆水，一壶滚茶，

  种种优渥的稿〔犒〕劳，都在那里：

  我要把一天的疲乏交给她。

  我载着满心的希望走回来，

  那晓得一开门，满都是寂静——

  什么都没变，夕阳绕进了书斋，

  一切都不错，只没她的踪影。

  出门了？怎么？……这样的凑巧？

  出门了，准是的！可是那顷刻，

  那彷徨的顷刻，我已经尝到

  生与死间的距离，无边的萧瑟：

  恐怖我也认识了，还有凄惶，

  我认识了孤臣孽子的绝望。

  《回来》原载《新月》月刊1928年5月10日第1卷第3号，也是写诗人回到家中不见妻子时油然而生“恐怖”“凄惶”“绝望”的心绪。《回来》与新发现的十四行诗内容相似，语句多雷同，韵式一样，前十二行也是用交韵（奇数行和偶数行各自押韵），但分节和所押的韵有异，完全可以视为两首不同的诗。

  1928年4月，闻一多在写给饶孟侃的信中说：“昨天又试了两首商籁体，是一个题目，两种写法。我也不知道那一种妥当，故此请你代为批评。这东西确乎不容易。正因为不容易，我才高兴做它。”（《致饶孟侃》）闻一多所说的“一个题目”的“两种写法”，很可能指的就是《回来》和新发现的这首十四行诗。《今日文艺》编者在按语中称，饶孟侃“遂就闻先生昔日信函中检其未曾发表之旧作一首见赐”。所谓“昔日信函”，很可能就是指这封信。如此，新发现的这首十四行诗当作于1928年，而非《今日文艺》编者所说的“民国二十一二年间”。

  闻一多写给饶孟侃的这封信，未附“两首商籁体”。大概饶孟侃把他认为更为“妥当”的一首寄回给闻一多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而另一首则在闻一多殉难后提供给了《今日文艺》编者。

  （作者：陈建军，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