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如何走出危机

一

  17世纪英国星象、天文学家们看着频繁发生于自然界的异象，如划过天空的彗星、冰冻的泰晤士河、异常的雨雪冰雹，认为末日将至。现代气候史学者通过对太阳黑子、日冕、冰川冰芯、树木年轮、碳-14含量、河流封冻等的研究，证实了17世纪异常的气候源自“小冰期”极冷时段，气候异常对靠天吃饭的传统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

  “末日四骑士”——饥荒、瘟疫、死亡、战争侵袭了英国。17世纪气候寒冷，直接影响英国农业生产，导致作物生长周期延长，增加了谷物歉收和饥荒发生概率。流民增多，社会的整体贫困化、无序性与紧张性陡然增加。气候还造成瘟疫的易发和多发，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加剧了社会恐慌。1665年伦敦暴发鼠疫，40万人口中死亡近10万人。祸不单行，1666年一场改变伦敦历史的火灾损毁了伦敦大半个主城区。17世纪英国还多次发生天花、疟疾以及不明原因的流行病，护国公克伦威尔在流行病肆虐期间染疫身亡。受气候影响，土地产出不够、食物供应不足以及对生存空间的争夺，使得战争容易发生。除了长期内战，17世纪英国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国存在纷争。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坦陈了当时英国内外战争、暴力与动荡的事实，发出了重建君主权威、维护社会稳定的吁请。

二

  面对饥荒、流民、瘟疫等问题，英国多方尝试，应急处置，促进了近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初步建立。国家即时干预与生产的长效调整成为英国应对经济社会困境、较早走出危机的关键。

  饥荒是应对焦点之一。一方面，英国实施密集的国家干预手段保障生存资料供应。英国政府先后于1600年、1608年、1622年、1630年颁布《荒政令》，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政令要求，地方郡长和治安法官严查市场粮食供应和流通，平抑粮食销售价格，打击谷物商、酒商等囤积投机行为。此外，英国多次敦促谷物进口、禁止出口，将各地农业经济整合进正在形成中的统一国内市场，加强粮食分配，并鼓励贵族、教会、商人群体伸出援手，行善救济。另一方面，采用“一核多翼”方式加强农业生产。“一核”是指以提高粮食总产量为核心目标；“多翼”指为达成核心目标而采取的多种手段，如扩大耕地总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土地利用率和采用农业新技术发明等。“沼泽排水计划”为英国创造了30余万英亩土地，种植了油菜、燕麦、圆葱等作物。17世纪，英国传统的两圃和三圃耕作制、耕地与牧场分隔制被不同程度地放弃，休耕地大为减少，更为复杂的轮作制得以应用。到17世纪末，“诺福克轮作制”将复杂轮作制推至顶峰，并在18世纪广泛传播。新轮作制和肥料使用，缓解了土地反复利用与地力衰竭的矛盾，提高了地力和作物产量；作物轮作和收获时间差也分散了农业风险，降低了饥荒出现的可能性。

  面对社会贫困、流民问题，中世纪基督教会“神恩救济”“善功得救”的道德说教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中世纪以来不分对象的施济日益遭到批判，转而主张区别对待穷人。为此，17世纪通过的《济贫法》及其若干补充法律对救济对象、救济方式以及官员权责予以明确规定。根据济贫法律，英国社会征收济贫税；建立济贫院救济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的穷人；不予救济身强力壮的穷人，并强迫其进入工场就业。这些法令将济贫与惩贫相结合，确认了国家和政府在救济贫民方面的职责，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瘟疫应对是维系生存的当务之急。1665年伦敦瘟疫期间，英国政府出台了卫生立法，建立疫病医院，实行隔离防疫、城市清洁等，并征收特别税。伦敦行政当局要求染疫之人自行居家隔离或被送往隔离医院就诊，并安排岗哨执勤、监督，防止病患外逃。英国政府下令伦敦市政安排专人负责搜查和运送尸体、护理病患、分发食物等事务。伦敦市还汇总城市每周“死亡清单”，以此了解疫情变化及其规律。此外，伦敦开展城市清洁运动，大火烧地，洒扫街道，清运垃圾。专人专职、城市清洁运动、死亡汇总等伦敦地方政策向英国其他地区进行推广，逐步演变为由国家主导的病患医治、卫生防疫制度。

  这一时期，英国人还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获取额外财富。新的海权意识催生了“商人的战争”，商人和商业活动被整合进英国国家和政府事务结构之中。“谁控制海洋，即控制贸易；谁控制贸易，即控制世界财富，进而控制世界”“没有海军力量就没有贸易”“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有什么关系？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比荷兰现有的贸易更多”，这些话语表达出英国人强烈的海权与商贸意识。17世纪英国为了商业和航海利益多次爆发战争，陆海军在此过程中逐渐规模化、常备化和专业化。到1700年，有英国史学家评价英国政府已准备好使所有的军事外交政策都服务于经济目的，其真正目标也是商业性的。

三

  可以说，气候变化为理解17世纪英国社会变迁及其特征，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新视角。

  其一，气候对人类社会的挑战和影响长久而深远。传统的历史研究时常忽略气候因素，但气候史研究有助于深入思考历史上的气候如何影响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如何应对并适应气候挑战，建立气候与人类事务真实、有效、直观的联系。在应对气候挑战的过程中，英国旧有社会结构遭到冲击，并引发了“蝴蝶效应”，危机全面爆发。新旧力量之间的碰撞、互动，塑造了英国时代面貌，是英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二，17世纪英国社会危机呈现出全面性、密集性、交互性等特征。气候是社会危机的催化剂，饥荒、瘟疫、火灾、军事、政治、财政、人口等问题密集、交互发生，跨越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军事外交等领域，考验着政府管理水平。

  其三，英国危机治理中具有强烈的国家本位意识和主导意识。英国运用国家职能，强化国家主体管理地位和监管职责，干预农业经济，强化法律建设，稳定社会秩序，建构国家公共借贷体系。同时，中央与地方政府紧密结合，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积极发挥作用，应急管理与日常措施相互配合，初步建立起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治理体系。

  其四，17世纪气候变动与危机治理深刻影响了英国社会发展进程。“一核多翼”式农业改革，推动了英国近代农牧业革命的发生和乡村工业的兴起；商贸发展影响了英国税赋结构，农业税比重持续下降，商业税比重日渐突出。英国政府被迫颁布一系列《条令集》解决饥荒、贫困等问题，初步建立起对政府官员的监督问责制，官僚政治制度有所完善。疫病防治经验日益增加，大学医学教育日益专业化、精细化，临床医学诊疗与护理、人体解剖实践在18世纪迅速发展。17世纪末，由英格兰国家银行、国家信用担保、合理的长期借贷利率等内容构成的新公共借贷体系，缓解了英国财政收支失衡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17世纪英国危机治理也具有时代局限性。宏观上，长期内战与政局动荡导致治理政策缺乏连贯性；英国政府并不清楚危机发生机理，无法赋予精准的科学指导；治理方案缺乏整体性考量，制度体系不完善。微观上，部分危机的专项应对措施粗疏，效用有限。首先，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济贫税征取、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监督，假账、贪污、挪用公款现象严重；灾难面前，达官显贵玩忽职守，官员问责制形同虚设；公共卫生管理制度不完善，中央和地方卫生防疫权责不明，防疫法律粗疏，暴露出中央行政职能的不足。其次，时代观念保守，治理措施执行不力，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宗教忏悔和祈祷、“逃回乡下去”是17世纪大多数英国人应对灾难的基本方式。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疫病医院规模小、数量少、经费欠缺，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贫困问题一直是社会顽疾，济贫更像是惩戒和镇压穷人的伪装。直至17世纪末，穷人仍占英国人口半数，1/4的人口处于赤贫状态。最后，部分新举措缺乏科学性。扑杀猫狗，导致瘟疫传播者老鼠因缺少天敌而为祸甚重；倡导吸食烟草抵御瘟疫更是无稽之谈。

  （作者：孙义飞，系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