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举办的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全民阅读,薄弱环节在乡村。据统计,截至2021年末,我国尚有逾4.9亿乡村常住人口。如何让这数亿民众也尽力参与到全民阅读中来,让阅读为乡村振兴服务?
记者采访了于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公布的“乡村振兴十大阅读推广人”,听他们诉说乡土中国对读书的愿望。
富起来的乡亲们,不仅需要农技书
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文化惠民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实施已有15年了。现今,58.7万家农家书屋已遍布全国各地,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都建了书屋,累计配送图书超12.4亿册。
“学知识,是我从农家书屋获得的第一要义。”乡村振兴阅读推广人,四川达州市芬芳家庭农场总经理、万家镇五洞村农家书屋管理员苏小伦告诉记者。
三十岁出头的他,是当地创业典型。大学毕业后,他返乡经营起了一座占地235亩的生态农场。他发现,农民没有那么“好当”,要懂政策、懂种养技术、懂管理、懂电商销售。很多知识,都是他从农家书屋的书里学来的,“比如说吧,为了搞观光,我们农场栽了六七十种果树,一年四季不间断地结果,每一种果树都要掌握相应的种植技能。”
由于带动了五洞村和周边200余户人家就业,十里八乡来向他求教的人很多,“农业技术是他们的关键诉求,我们索性就在农家书屋里给他们做培训。”苏小伦说。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之后,新时代乡村的精神生活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
早在2012年就自费十几万元、在自家宅院5间房里办起了农家书屋的乡村振兴阅读推广人苗花娣发现,近年来,乡亲们喜欢读的书越来越丰富了。
苗花娣的书屋坐落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东杨庄镇马营村,占地200多平方米,拥有5000余册书籍,能辐射周围十四五里地的村落。
“青壮年男性还是以借农技书、工具书为主。妇女们希望从书里得到情感慰藉,爱看家庭类杂志。老人们喜欢《红楼梦》《三国演义》。孩子们喜欢近来一些机构捐赠的绘本,还希望看到更多的科普书。这不,正当夏天,要给家长和孩子们讲安全知识,相应的书也要有。”苗花娣对记者说。
乡村振兴阅读推广人李翠利创办的“微光书苑”,坐落在河南省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自家超市中。自费买来的5000余册书,满满当当挤满了一间30平方米大的屋子。
回想起十几年前就创办农家书苑的初衷,李翠利说她的想法很简单,村里人以前爱打麻将、搞封建迷信,开个书苑搞点读书活动,或许大家就能有点不同的兴趣爱好了。
她的初衷在时光推移中逐步成为现实。“十年前搞读书活动,稀稀拉拉来五六个人。慢慢地,来的人多了,能有10个人。现在搞和亲子教育相关的心理讲座,一次能来20到30个人。”李翠利感到欣慰。
除了农技等工具书,李翠利还给书苑准备了古典名著,以及贾平凹等当代作家的书。
“我觉着总有一天村里人会来读更多的文学书。”李翠利期待。
把党的理论说进老乡的心里
在乡村开展主题教育,是件要费心思的事。
乡村振兴阅读推广人乐华泽逐渐摸出了一些“门道”。他是江苏盐城市尚庄镇南吉村华泽书社的创办人,也是这个村农家书屋的管理员。自1993年自费在家里创办“华泽书社”以来,乐华泽已经向村民做了近30年的阅读推广。近年来,他开始在乡里组织“党史讲堂”“中央全会精神进农家”等常态化党史学习读书讲座活动,用自己“百姓名嘴”的方式讲党史故事。
“要把党的理论讲进老乡们的心里,首先得和老乡们亲近,心态和姿态上都要亲近。老乡递过来的凳子,就算上面土再多,也要毫不犹豫地坐下去。哪怕是用纸擦一下,他们也会觉得你和他们有距离。”乐华泽跟记者盘点在乡村做阅读推广的“门道”。
除了态度上的亲近,主题教育最重要的还是言语上的亲近。
“比如说讲《民法典》的作用,我把它比喻成村民的另一个‘舅爷爷’。在我们农村,遇到家务事掰扯不清的时候,常常要请舅爷爷(舅舅)过来评理。《民法典》发挥的作用,就像另一个舅爷爷。”乐华泽给记者举了个例子。
乡村阅读推广人马慧娟是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喜欢写作的她,以自己的笔见证了宁夏红寺堡易地扶贫搬迁的奇迹。身为红寺堡镇文化站站长的她,也担任玉池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常常有老乡好奇,问她全国人大代表是啥,她会耐心解释,“是代表老百姓向党提建议的人”。
“能干啥?”老乡追问。
“知道咱宁夏最近几年通上高铁了不?早先人大代表提过议案。”马慧娟答。
“高铁能干啥?”
“你家娃娃上西安读大学,坐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早上出发去看娃,晚上就能回来,这都有赖于国力越来越强。”马慧娟善于把个人生活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
她也有自己的阅读推广经验,“成年人要改变生活习惯来读书,有点难,但给他们的孩子讲读书重要就容易一点。我们从孩子入手,先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再让孩子带动家长来一起看书。”
乡村阅读推广是一项公益事业,需要持续投入
乡村振兴阅读推广人张树森的“报吧”,坐落在科尔沁草原深处。“咱们在吉林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迷子荒村,离县城近百公里。以前因为交通位置偏僻,村里法律常识不普及,青少年不时斗殴。”张树森回顾。
身为一名退休的乡干部,他觉得有必要做些什么。在农家书屋工程还没普遍实施之前,他收回了自家年租金7000多元的临街店面房,投入几万元买了5000余册书、订购了几十份报刊,办了一个能读书看报的“报吧”,想跟村里的“网吧”竞争。“有了这个文化阵地,就能发挥先进文化的作用了。”张树森说。
农家书屋工程实施之后,他的“报吧”和村里的农家书屋整合成了一个,获得了更多政策帮扶和书籍配送支持。但他有时觉得配送的书“不太够”,“‘报吧’现在有300多平方米,2.3万余册书。分了普法、科普、蒙古文、民族团结、党的十九大精神等15个大类,需要更多更新的书。”张树森向记者表示。
李翠利向记者讲述了让她哭笑不得的事:在还没获得广泛认同之前,她请人来“微光书苑”给村民开讲座,常常遭拒绝,一些不知道前因后果的人觉得她“有毛病”。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书苑,知道她真的想为乡村阅读干些实事之后,主动提供帮助的人多了。捐赠的书多了起来,也有人愿意免费来开讲座。
“别人的期待越高,对书苑的要求也就越高,对组织活动的人力财力的要求也高了起来。”这让她觉得有些压力,李翠利向记者坦言。
乐华泽做了近30年的乡村阅读推广工作,当初创办书社时,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现在,步入中年的他对未来有没有年轻人愿意继续从事这项事业有点担忧:“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人们看手机的时间比看书多。而且乡村阅读推广是一项公益事业,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时间。”
“后悔吗?”
“从不。”
张树森和记者分享当地几个社会青年因为在他的“书吧”看书而走上了致富正轨的故事时,高兴极了:“曾经盗窃的青年来这里读书后干起了装潢店,当上了小老板,过上了小康生活。曾经喜欢喝酒打架的青年来这里学技术,成了种粮大户。”
乐华泽感念,曾经在书社里读书的留守儿童长大后,去了大城市工作定居,也不忘逢年过节时给他发微信,感谢当初的“收留”,说自己现在还是喜欢读书。他觉得,他把读书的种子,种到了他们心里。
(本报记者 韩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