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良渚文明兴衰的锁钥

  这个骄阳似火的7月，一部聚焦良渚古城古往今来的新作，或许能令读者略感平静。它试图通过考古随笔的形式，找回千年前失落的文明。

  也许是机遇，或许是巧合，7月对作者来说是个特别的月份。三年前的2019年7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在阿塞拜疆巴库见证了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5年前的2007年7月，这位主持和参加过多项重大遗址发掘的考古人，发现了良渚古城。

  也是在三年前，由他主要执笔和组织撰写的《良渚古城遗址综合研究报告》，获得了2019年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评选的钱学森金奖。而《良渚古城遗址综合研究报告》因其阐述了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成为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学术支撑。

  作为《良渚古城遗址综合研究报告》的姊妹篇，《寻找失落的文明》在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作者刘斌用自己的考古经历，向读者讲述了良渚古城从遗址到遗产的历程与心路。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中，作者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良渚考古遗产的价值，让读者清楚地认识到，考古遗产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无可替代作用。

  可以说，《寻找失落的文明》这本书的构思设计很巧妙。在序言和目录之间插进一个“楔子”——我的良渚考古之路。其中，作者回顾了从1981年开始学考古到2019年良渚申遗成功所经历的40年。其间，以2002年成立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和编制《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为界，分为前后两个20年。作者正是有了前面20年的考古经历与思考，有了对良渚这片神奇土地的熟悉与热爱，从良渚人的生活居址到良渚人的墓地，从反山良渚王陵到良渚古城，一步步地走进良渚人的世界，走进5000年的良渚王国。他深情地说道：“回望5000年，这是我与良渚的缘分，也是使命。”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那天晚上，激动的心情让他无法入眠，于是《今夜我在巴库》从键盘下流淌出来，今夜因为你/而注定永恒/良渚/阿塞拜疆。

  2020年，刘斌成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实现了考古者向文化遗产传播者的转化——这是“我的良渚考古之路”后续的发端。

  这本书设计了十个篇章，讲述1936—2021年几代考古学家发现、研究、保护良渚古城遗址的经过。作者采用复线叙述方式，一条线叙述考古发现与思考，一条线叙述考古研究与认识，一条线叙述考古者的思想与情怀，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叙事与认识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读者被作者的情感变化带到考古的情境之中，从而加深了对考古学的正确认识。

  上个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不久，中国学者便提出与起源有关的三个问题：中国人类的起源、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100年来，中国考古学发现和阐释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5300年的良渚文明，为连续性与多元性的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最古老的源头。

  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在《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一文中指出，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奴隶占有制并非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分为权贵和基本居民，前者是社会主宰并从后者聚敛财富，然而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奴隶；第二，军（王）权与神权并重；第三，良渚文化中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或暂可称之为方国。张先生主要从社会分层与权力地位体系方面论述了良渚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借用“方国”一词指称并非“奴隶占有制”的地域性（方）国家（国），为正确认识良渚社会性质指明了方向。

  按照张忠培先生的这种认识，我发现良渚古城及其外围的遗址群组成了早期国家，它有三个基本特征：按地域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复杂的社会分层、权力等级系统。王权轮换制与官员职官制构成这个权力等级系统（即官僚体制）的主要内容。良渚早期国家以古城为核心，古城内的“井”字形道路网，中心位置的宫殿与墓地二元对立，城、郭与郊、野的功能划分，具备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雏形。大型水利工程、水稻生产、玉石器生产，代表了良渚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赋税、徭役、礼制，构成了良渚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原始宗教和造型艺术，反映出巫觋形象与等级社会价值观、分层宇宙观，这些是良渚社会存在的反映。刘斌在这本书里采纳了我在《解读良渚文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特征及其研究路径》中的说法。

  严格意义上说，考古学是讲究实证的学科。刘斌在“洪水来袭”中写道，在良渚古城发现后的十几年考古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距今4200年左右杭州余杭所在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洪水滔天，浊浪翻滚，以至于在这片土地上普遍留下一米多厚的洪泛层。洪水之后，这里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良渚这片神奇的土地，在洪荒之中一直沉睡了2000多年，却留下了大禹治水的传说。如果把余杭距今4200年的洪水理解为大禹时代的洪水，那么5000年前良渚人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便可以理解为鲧时代的治水。

  历史文献将禹之前的城市建设与水利工程集中在鲧一个人的身上，说明了两个工程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文献记载的鲧障洪水和禹导洪水，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设计理念的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史记》等文献记载鲧与禹的父子关系，实际代表了历史上两个接续的时期。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位于古城之北，其主要作用是拦住从大遮山流下来的洪水，保障古城的安全，属于塞障类型水利工程，比疏导类型水利工程早出现了将近1000年。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总是离不开水利工程，在以鲧为代表的水利工程中，出现了良渚早期文明；在以禹为代表的水利工程中，出现了夏文明。

  1990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九届全体大会在瑞士洛桑通过《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旨在体现通过考古手段获得的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这个文件提出，考古遗产是根据考古方法提供主要资料实物遗产部分，包括人类生存的各种遗存，由与人类活动各种表现有关的地点、被遗弃的结构、各种各样的遗迹(包括地下和水下的遗址)以及与上述有关的各种可移动的文化资料所组成。这份文件还提出，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一般民众的积极参与必须构成考古遗产保护政策的组成部分；考古遗产的保护应被看作是全人类的道德义务，它是民众的一项集体责任。《寻找失落的文明》用通俗生动的文字、插图与二维码动画，向读者解读了良渚古城的遗产价值，这本书在科普考古知识、培养公众正确认识考古遗产方面，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刘斌在最后一章的开篇说，在良渚之后的几千年里，虽然文化的面貌与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良渚人的文化与精神渗透在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

  张忠培先生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五届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将中国玉器与玉文化置于中国文化整体中考察。基于此，刘斌用“爱玉的中华”作为这本书的结尾。他从良渚文化最具特征的玉器入手，引出9000多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先秦时期玉器，直至秦汉、隋唐、宋明时期玉器。可以认为，玉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和特质，从其产生之初便与人们的审美意识以及精神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玉器中凝结了更多的人文与精神内涵。他认为，玉器9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为我们了解中华文化脉络，提供了一条美丽的线索。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代考古学家为了寻找与守望古老的良渚文明付出了太多的艰辛。徜徉在《寻找失落的文明》理性和诗情兼具的文字里，我仿佛站在赤色瑶山上，遥望辽阔星空，感到5000年并不遥远。

  （作者：陈雍，系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