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炼成教授治学育人思想述评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全国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专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始人和名誉院长何炼成教授，因病于2022年6月18日在西安逝世，享年95岁。扎根西北、甘为人梯，何炼成教授以坚定的信仰、毕生的热情，为国治学育人，推进了西北地区经济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创立中国发展经济学的西北学派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

治经世济民之学

  何先生的童年和中学时期，正处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之际。通过勤奋学习，他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得到张培刚、谭崇台、刘涤源等经济学大师的言传身教，并深受张培刚先生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何先生被分配到西北大学财经学院任教，后赴马列学院培训部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学习，在中苏两国教员的指导下，他熟读《资本论》三卷，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功底。扎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肥田沃土，何先生提出诸多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关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和劳动价值论。我国学术界对生产劳动理论的讨论，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1962年，厦门大学的草英、攸全同志在《中国经济问题》第9期发表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一文，何先生于次年在《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一文与之商榷，从而拉开了生产劳动理论大讨论的帷幕。在这一漫长的学术研讨进程中，何先生不仅以其理论敏感开讨论之端，而且以其执着追求参与始终，先后发表十余篇论文，观点独到精深，其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具体含义》一文获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

  何先生认为，马克思有两种不同含义的生产劳动概念，第一种是从简单劳动的角度来考察的一般生产劳动，第二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角度来考察的特殊生产劳动即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马克思关于一般意义的生产劳动的普遍定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具体定义，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不同方面来考察的。前者表明人对自然的关系，反映人们的简单劳动过程；后者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即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

  正是在考察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特殊定义时，何先生在国内学术界率先把属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多种服务部门以及客运、邮电、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劳动划分为生产劳动，冲破了长期流行的单纯从生产力或简单劳动过程看问题的传统观点，正确表述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是一定生产关系本质的反映”这一根本思想，并依据这一认识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外延扩大到非物质生产领域，这为国家进行三次产业划分和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挑战。何先生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以下学术观点：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对服务劳动、流通、管理、“总体工人”等的劳动性质及价值创造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关于计划经济改革的讨论中，何先生系统研究了商品经济的共性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性，在学术界率先提出，除社会分工这个前提和基础外，还应从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多元多层次的结合方式来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何先生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就劳动力商品与劳动力市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市场经济新秩序、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资本市场、国有企业改革及社会主义股份制等重要理论问题提出了诸多前瞻性的观点。

  三是关于专题思想史。基于坚实的国学功底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何先生较早进行了中外专题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及比较分析。为深入展开重大问题的研究与教学，何先生分别就价值学说史和经济管理思想史两大专题展开系统梳理。前者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了西方价值学说史和中国古代从先秦到清初近两千年的价格理论发展史，而后就中西方价值学说展开对比研究，这为后学者提供了宽广的视野和简明扼要的研学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管理实践问题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何先生创立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并着手构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理论体系，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生产循环原理，从“富国”“生产、分配、消费”各环节、宏观管理等层面，将中国历代思想家的经济管理思想进行概括提炼，由此为社会实践提供思想与方法论指引。何先生古今中外兼容并蓄的治学方式，确立起西北大学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两史一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资本论》）的方法论框架。

  四是关于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原来是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张培刚教授发展经济学思想的启发下，何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拓性地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学”作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重点学科，并先后出版《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等专著和教材，为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何先生的研究有以下特色：在理论层面，主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相结合，提出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概括为“八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知识化，并涵盖“八大关系”，即所有制结构、三次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国际经济、金融创新、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政府法制和文化；在方法论方面，何先生强调创建中国发展经济学，需要努力做到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特别是需引入“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以及结合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在实践层面，指出西北和西部是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大区，中国发展经济学应重点研究西北和西部的经济发展问题，针对西部大开发，他创新性地提出“八大战略”和“八大政策”，实践证明，由中国学者从实际出发探索而来的发展经济理论，在指导西部发展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取得显著成就，与不少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形成鲜明对比。

守教书育人之道

  何炼成教授扎根西北七十多年，一直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培育学生超过万人。何先生坚持务实、创新、开放、包容的教书育人理念，培养的弟子人才辈出。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何先生要求学生“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师、只唯实”，摆脱思维禁锢，拥有思考问题的自主性，直面社会现实，实事求是，探究经济社会内在发展规律，寻找解决真实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有效方案。

  二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何先生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是勇于开拓创新。何先生提出，要“敢为天下先”“敢啃硬骨头”，在面对研究难题时，不能逃脱回避，应无惧磨砺，敢于突破创新、锐意进取，开辟独特、广阔的发展路径。

  四是讲究研究的科学严谨。何先生要求学生“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学术研究需要发散性思维，更要求科学而严谨的探索和论证。

  五是强调遵循教书育人的规律。作为教师，需要一手抓科研，一手抓教学，以丰富的前沿知识与时俱进地充实教学内容；作为学生，需要一边打牢基础课，一边强化调查研究，在边干边学过程中强化理论认知、提高实践应用能力。

  六是提倡开放包容。何先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对学生的不同观点持开放和鼓励的态度，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被肯定。

  何先生关注重大问题，教书育人理念务实开放，门下桃李芬芳、人才济济，为国家改革开放和西部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他培养出的学生共获得8次孙冶方经济学奖，魏杰、刘世锦、张军扩、王忠民、李义平、宋立、石磊等学者活跃在改革开放前沿，在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学领域、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方面，提出诸多前瞻性观点，贡献卓越智慧和力量，产生了广泛影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因此被誉为“经济学家的摇篮”。

奠中国发展经济学“西北学派”之基

  西北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何先生来到西北后，用孜孜以求、笔耕舌耘的一生，聚焦发展中国家和西部贫困落后的现实挑战，积极参与全国性问题讨论，以开放包容的思维、博古通今的素养，形成了独特的问题意识、方法论和学术观点，为发展经济学“西北学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石。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重兼容并蓄。在长期治学过程中，何先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的重大实践命题，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服务改革开放实践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观点。

  二是重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践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复杂问题。何先生的理论研究并非书斋空谈，而是直面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其中尤为强调调查研究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发展问题。与东部沿海地区往往是某类或某些问题较为突出不同，西北地区基本汇聚了中国发展所面对的各方面问题，比如要素资源有限、产业基础薄弱、多重结构失调、生态保护任务艰巨、安全形势严峻等，有鉴于此，何先生倡导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系统性地应对复杂问题，这决定了何先生研究的独特视角和方法论。

  三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何先生认为不管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都难以给出有限条件下应对复杂矛盾的现成答案，这就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有实践意义的思路、观点与方法，并接受实践的反复检验。

  四是从全国视野定位西部问题。何先生虽身居西部，但在很多全国性问题的讨论中，都走在了学界前沿，如生产劳动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发展经济学等。具备全国性、全局性问题的理论背景，为他思考地区性问题提供了更广泛的视野，对西部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更具前瞻性。

  五是提出整体、动态的系统发展学。“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发展经济学”，何先生以西北地区发展实践为导向的理论创新，表现出鲜明的整体性、动态性特征，也就是依循复杂矛盾内在关联、动态演化的特点，给出综合利用有限资源、全面应对复杂问题的系统发展学理论框架及观点体系。

  何先生用扎根西部、奋笔疾书的一生，聚焦西北地区实践问题，为理论创新提供可行道路，勾勒出中国发展经济学西北学派粗线条的雏形。传承先生思想，推进我国经济学科研与教学的发展，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成为后辈不容推辞的责任与使命。

  （作者：马莉莉，系西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