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名家讲故事】
平生从事戏剧创作,只上过一次真正的舞台,那竟然是北京人艺首都剧场的舞台。
话要从头说起。1984年,我毕业后进入人艺,在剧本组做编剧。我第一个剧本的动意,来自1977年香港的记忆。1977年暑假,我来到久别的香港。我还是个小孩时就住在这里,一别十年,香港和我童年时的印象变化太多,看什么都新鲜,吃什么都好奇。喝第一口可乐,有中药味;吃第一包方便面,不知怎么下口;看到货架上的香蕉以为是假的;每天守着电视机看到深夜。太多新奇扑面而来,人与人的关系,家庭的、亲朋的、陌路的,都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这时候我特别想写一个以香港为题材的剧本。
当时还在中戏读书,我把想法跟北京人艺的相关领导说了,他们很支持,邀我去谈谈。我还记得那天正值盛夏,热浪阵阵,走进人艺首都剧场后面的办公楼,宽敞的走廊,一阵清凉。推开会客室的门,我吓了一跳,于是之、苏民、夏淳、田冲,还有几位大演员,我看着这些眼熟的大家,激动不已。于是之起身把我让座在沙发上,所有人和善地看着我,听我——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讲一个剧本的初步构想。说到我带到香港的一小包怪异食物:几块干裂的小饼,在座的都睁大了眼睛。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北京的外婆都要做一个“大月饼”,按家中人口分成若干份,香港家人的几份留着,一直留到干裂也不可以丢掉,要等他们回来时吃一口。后来终于有机会由我亲自带到香港。我讲得动情,这些艺术家们眼含泪光,听得也动情。这就是我在人艺的第一个剧本《好运大厦》。
《好运大厦》剧本写出来了,初时没有导演接,剧本肯定是有些稚嫩,但不完全是这个原因。他们想象不到香港什么样,穿什么服装、化什么妆,家居什么布置,街道什么景,环境音响要有什么声音,配什么音乐,道具怎样才像真实的,总之,一片空白。还是夏淳老师有气魄,他接了下来。克服了不少难题,《好运大厦》终于演出了。想不到很受欢迎,排队买票的人群,挤塌了西单的售票亭子,都想看看人艺演出的香港是什么样的。感谢夏淳导演和一众好演员。
有一天晚上,马上要开演,突然一个女演员急病,好在不是主角,只有几个过场戏,可是一开幕她就得上场。后台全急了,舞台监督一眼看见我就像看到了救星:“快,给小何化装。”不由分说,几个人围着我忙活起来,化装,穿服装,副导演在一边给我说戏:“上了台,跟着前面的人走,走到舞台灯光最亮的地方,站住回身,把手里的报纸交给后面的人,就下场。”虽然,我没参加过卖票的正式演出,但是在宣传队干过,舞台也算还是上过的,我说:明白了。
打钟,开幕。站在侧幕,我有点害怕了,副导演轻轻推了我一下,我出场了。一上场就蒙了,“走到灯光最亮的地方,站住”,天哪,哪里灯光最亮?全场都特别亮,哪分得出哪儿最亮?我正在犯迷糊,后面的一位上来,自然地从我手中拿过报纸,带我走下场。我吓出一头汗,这是我的第一次难忘的舞台经历,也是最后一次。做演员真不容易。
著名演员濮存昕写过一本自述,书名《我知道光在哪里》。对于为什么起名叫《我知道光在哪里》,濮存昕解释:“开始还很犹豫,认为有点自我肯定、自我评价的感觉。但后来想,光,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象征。它是生活的希望,是直抵心灵深处的感知。”光,对于一个演员,比常人更重要,在舞台上寻找光的位置,渐渐变成他们的本能,引申到生活中,光给他们带来的内涵,要比常人丰厚得多。
作为一名作家,每一次创作,也是寻找光的过程。在黑暗迷茫中寻找,寻找出路,寻找光。有时找得到,有时找不到,有时找到的是虚幻,睡一觉醒来,不见了。创作就是不停地寻找光的路途,寻寻觅觅,跌跌撞撞,直到找到为止。有时候找到的光,光芒万丈,可以照亮许多前路,有时找到的光,只能明亮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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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冀平,作家、编剧、制作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职编剧。1984年,担任话剧《好运大厦》的编剧。1988年,创作话剧剧本《天下第一楼》。1992年,担任电影《新龙门客栈》及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编剧。1998年,担任话剧《德龄与慈禧》的编剧,剧本被收录于香港中学中文课本。2004年,担任电视剧《天下第一楼》的编剧。2007年,担任动作电影《投名状》的编剧,凭借该片入围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2011年,担任动作电影《龙门飞甲》的编剧。2018年,凭借剧情电影《明月几时有》入围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2019年,担任历史电影《决胜时刻》编剧。2020年,获得新时代国际电影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编剧奖。2021年12月,当选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