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悟】
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老师应该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这对高校教师在政治上、专业上、教育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师为众人重,始得众人师。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该深入领会“经师”与“人师”的时代新内涵,向古人取经,向前辈学习,向榜样看齐,更要牢记嘱托,努力将自己锻造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经师”与“人师”。
深入领会“经师”与“人师”的时代新内涵
“经师”与“人师”作为对举的概念,首见于晋代袁宏《后汉纪·灵帝纪》。东汉灵帝时期(168—189),神童魏昭拜访当时的名师郭泰,表达拜师之愿,说:“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故欲以素丝之质,附近朱蓝耳。”从“盖闻”二字可知,“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应该是当时已经在社会流传的一句谚语。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魏昭求学的故事,南宋史学家胡三省注释曰:“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
针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特点,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这为我们指明了何为“经师”的大学问。
西汉扬雄《法言·学行》说:“师者,人之模范也。”而胡三省所谓“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正是从扬雄这一观点发展而来。现代著名教育家徐特立曾经指出,作为教师必须兼具两种人格,一种是经师,是教学问的;一种是人师,是教行为的。这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何为“人师”提供了科学指南。
努力培养“忧天下、有作为”的时代新青年
说到“大先生”,在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之外,三百年前也有一位被梁启超盛赞“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的大先生,那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
晚明社会有一批热衷于登坛授课讲学的经师,被称为“讲师”,而顾炎武认为,这些文人中大多数为文轻浮,空谈心性,所讲非经世之学,才导致世道沦丧。顾炎武一再提倡学者应该务求实效,默而识之,并始终以“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自誓,还告诫自己千万“不堕于文人”,强调“士当以器识为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顾炎武的这种学术理念,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上向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讲授时,觉得讲解起来有些难度,因为不少报考中文系的学生对于“文人”这两个字还是抱着一些关于性情中人浪漫情怀的想象。这次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中“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一段时,我深感触动。我想,接下来的教学工作中,应该以培养“复兴栋梁、强国先锋”为己任,结合顾炎武关于“世运、人师、为学”的论述,将“为人师”的理念融入“为经师”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融合、修订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古代文学史思政教案。
顾炎武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这些为人为学的至理名言,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还有许多,今后可以作为绝佳的思政材料,来讲好“有风景、有故事的思政课”,用以培养“忧天下、有作为”的时代青年。
坚定恪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时代新师德
人师,也是仁师。好老师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仁爱之心,完成“传道”的使命。仁爱体现在园丁日常的培育工作中,就是爱护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关注学生的知识诉求与情感需求,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总书记指出,对教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师范”的本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陶行知先生的一句名言。“人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对教师的最高嘉许,学生尊重教师,不是因为教师的资历、头衔、职业,而是因为教师本身的行为“身正为范、得为人师”。
正如唐代方干《清源标公》诗中所说:“师为众人重,始得众人师。年到白头日,行如新戒时。”老师只有为众人所尊重,才能被众人推崇为师。一位教师,就是到了耄耋白头之日,在行为上还要像刚刚受戒的新人,时刻提醒自己谨言慎行,三省吾身。“人师”应该是每一位教师对自身的终身约束,是教师道德言行的自我戒律。
所谓“戒律”,在当代语境下,可以理解为一种“初心”,一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一位受人尊重的“人师”,应该也是一位时时刻刻以身作则的初心保持者、道德持守者。
(作者:吴真,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