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文史哲之诗文

  一部古籍整理著作，该如何评估其价值和质量？笔者以为可从重要度（整理对象的影响力）、创新度（以前有无整理或较之前整理有无重要突破）、难易度（是繁难整理还是简易整理）、规范度（是否符合古籍整理一般性规则）、可靠度（整理的差错率）五方面去考虑。前三者主要是价值评估，后两者主要是质量评估。依此标准，张燕婴编辑校点的《俞樾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3月，以下简称“人文本”）或可称得上是一部“五度”俱佳的古籍整理成果。

  俞樾（1821—1907）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被陈寅恪先生誉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对晚清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著述淹通四部，确为一代通儒；其在晚清政坛活动时间不长，但师友多有曾国藩、李鸿章、彭玉麟这样的朝廷要员；其一生中近半个世纪都在江南从事教育，从其问学的门生不下千人，闻名者数以百计，皆在晚清民国学界、政坛或文化领域留下各自的影响。由此愈可见出俞樾本人的影响力，以至于时人六桥三多曾以“山中宰相陶弘景”为比。由于俞樾多元的身份，其诗文作品脱离了纯文学的意味，成为“贯通文史哲之诗文”（《俞樾诗文集·代前言》），重要度不言而喻。

  据我所知，早在十余年前，张燕婴就开始了俞樾著述的搜集整理工作，并陆续提交出版了《俞樾函札辑证》（凤凰出版社2014年）、《春在堂尺牍》（凤凰出版社2020年）。而《俞樾诗文集》虽早在2012年即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然因各种原因，迁延至今始得面世，以至正式见书晚于浙江古籍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的《俞樾全集》（以下分别简称“浙古本”和“凤凰本”）。但“人文本”仍有重要的创新和参考价值。如“凤凰本”所收《宾萌外集》《宾萌集》《春在堂杂文》未做辑佚，“人文本”仅据俞樾早期作品的刻本或稿本就辑得17篇。

  如众周知，整理俞氏诗文，底本无疑以《春在堂全书》刻本为首选。但俞樾作品的早期刊本至其晚年重编时多有芟薙，造成一部分早期作品失载于《全书》本；另一方面俞樾仍有大量集外诗文散在各处。如何辑佚，辑得如何，既见难度，又见功夫。

  “人文本”不仅将《春在堂全书》中的诗文创作汇集起来（包括《春在堂诗编》《春在堂词录》《宾萌集》《宾萌外集》《春在堂杂文》《春在堂尺牍》等23种），并搜集到刻印单行的《金缕曲廿四叠韵》《曲园四书文》《曲园课孙草》《曲园拟墨》四种（凤凰本失收《金缕曲廿四叠韵》一种、浙古本失收《曲园拟墨》一种）和仅以稿本传世的《春在堂尺牍》卷七；而且更用心辑补《全书》之外的作品。整理者曾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瑞安玉海楼、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目验俞樾稿抄本著述17种，经过核校考辨，辑得未收入《全书》本和单行刻本的诗7题13首、文14篇（收入第7册“诗文辑录”中）。又曾在2016年德清县博物馆举办“花落春仍在——俞樾书法特展”中，辑得俞氏集外诗1题5首、文2篇。这种不计甘苦和成本的辑佚，在时下的整理者中，恐怕并不多见。正因为整理者充分搜集俞氏作品集的稿、抄、刻本，广泛浏览其交游圈人物的著作与家谱，检索俞樾生平游历、生活过的地方文献资料，做了大量的搜集、补订，最终才辑得诗词170多题、文250多篇，约20万字，其创新度和难度无疑值得肯定。

  我国古籍整理事业源远流长，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行业惯例，可惜目下不少古籍整理并不尊重这些起码的行业通则，以至于水校水注横行，该校该注处反而缺失或讹误。“人文本”的校勘是认真而规范的，比如“整理说明”对所用底本和重要参校本都做了规范著录。收录在《春在堂全书》中的作品集，虽大都经过俞樾的亲自审定和蔡启盛校勘（即《全书》中刻入的《春在堂全书校勘记》），但仍难免误字。“人文本”在充分掌握俞樾作品稿本与各时期刊本的基础上，或据不同版本、或据用典出处、或据征引文献，分别运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诸法予以订正，其中仅通校过的版本就有10种之多。

  校点的认真规范，自然也为成果的可靠度提供了保障。“人文本”对辑录诗文做了精心考辨，厘清了哪些是改本（需出校），哪些是真正的集外文（需辑补）。如浙古本所辑《清明作社》《梅花》等诗，《报汪莲府琴轩瞻园书》《画余盦古泉谱序》《庶几堂今乐序》《读方澍人啸云楼诗书语》《佚名经学书目识语》等文，实皆见于《全书》，仅题目或文字有异，应出校而不入辑佚。“人文本”还做到了辑佚皆用一手材料，不用转录；如《曲园遗言》一文不用俞润民、陈煦的《德清俞氏》转录，而据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俞氏手迹影印本，故文字较前者为多；“浙古本”辑佚中有文6篇、诗4题，因“人文本”未见原始材料，故实事求是，未做转录。

  与此同时，“人文本”的校记，因为认真规范，还有扩展研究的价值。比如，由于其通校本包括清道光己酉刻本《好学为福斋诗钞》三卷、清咸丰八年刻本《日损益斋诗钞》十卷，清咸丰辛亥刻本《好学为福斋文钞》二卷、清刻本《草草庐骈体文钞》二卷、清咸丰九年刻本《日损益斋骈俪文钞》四卷等俞集的早期单行本，使得《诗文集》的校记还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俞樾诗文创作修订的过程。再如，《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九收入俞樾为汤寿潜的《四通考辑要》撰写的序言（以下简称“《杂文》本”），整理者发现，此序又见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图书集成局铅印本《三通考辑要》书前（以下简称“铅印本书前序”），经校勘可知，“《杂文》本”中的“四通”，在“铅印本书前序”中均作“三通”，而缺少之“一通”，乃“明人王圻所续者”（即明王圻《续文献通考》）。据俞序可知，他为汤著撰序时“未见其书”，仅“观其自序”。看来汤寿潜撰作的最初目标是要为四部《通考》书籍做“辑要”，而在著述过程中又调整了计划，最终仅为三部《通考》书籍做了“辑要”。若非整理者认真细心，将两篇序言对应起来，这一过程极有可能就泯灭了。

  （作者：张剑，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