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中的“谀墓”风气

  碑志文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应用文体，显哀荣，尽礼俗，源远流长，与人的生命结合极为紧密。刘熙《释名》指出其“本葬时所设”，“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这就要求碑志写人记事须真实准确，唯此方能传之不朽，故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秦汉以来，碑志文写作日兴，而朝政“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人莫不想青史留名，碑志文于人写事论功，立传扬名，具有相当的传播优势和阅读对象，正可满足朝野“激扬名声”“品核公卿”的需要，遂成为清流浊流争夺舆论、把持时代话语权的重要工具。蔡邕《铭论》：“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即指出时人于立碑作志的重视。

  朝堂清浊对抗，两派都需借助碑志张扬造势，而人之善德懿行又从来没有可具体量化的标准，特别是在汉赋“润色鸿业”传统的影响下，碑志纪功颂美的写作尺度更难把握，于人于事极易显言过其实乃至背离事实阿谀奉承之笔，这就促成“谀墓”。欧阳修《集古录》云：“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矣。”汉末碑文《中常侍樊安碑》《小黄门谯敏碑》等，墓主皆浊流宦官，而作者却丧失公正立场，任意拔高溢美、小美大赞、无美称美甚至混淆事实以丑为美。蔡邕为清流名士写碑志，也多妄誉，如《太尉杨秉碑》写杨秉“昔仲尼有垂三戒，而公克焉”，《陈寔碑》说陈寔“尽人材之上美，光明配于日月，广大咨乎天地……巍巍焉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测也”，夸饰捧扬，不免失于真实。

  作文的润笔和人情也影响到碑志谀墓。范文澜《墓志铭考》：“自文章与学术分道，缀文之徒，起似牛毛。贵室富贾之死，其子孙必求名士献谀为快……文人则亦有所利而轻应之。”如此情况下，文人自难免俗。顾炎武《日知录》说蔡邕“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考察蔡邕《胡广碑文》，写胡广“扬惠风以养真，激清流以荡邪，取忠肃于不言，消奸宄于爪牙”，和《后汉书》所载胡广“无謇直之风……讥毁于时”形成强烈反差。究其原因，不仅在于蔡邕曾“师事太傅胡广”，更在于胡广位高权重，“自终及葬，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在权力、金钱及人情的多重作用下，蔡邕为胡广作碑文，感念师恩，为尊亲讳，就必然多宽宥谅解，少明辨是非，故净化美化，甚至虚饰谬赞胡广，谀墓明显。蔡邕为此也感叹：“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

  膨胀的欲望产生膨胀的文学，谀墓是碑志创作的流弊，体现出文章写作中诚信与虚伪、质实与浮华的冲突，蔡邕之后，徐陵、庾信、王勃、李邕、陆贽、韩愈、柳公权、司空图等都有奉诏或受财作碑志的记录。钱咏《履园从话》云：“谀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间乃大盛。”《唐语林》载：“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者。”这就更造成某些文人的鬻文谀墓。至于郑薰《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阿谀臭名昭著的宦官头目仇士良，司空图《华帅许国公德政碑》《太尉琅琊王公河中生祠碑》阿谀拥兵自重的王重荣，则与权奸当道、王政动荡的时局有关。

  从心理上说，文人都不愿意写自欺欺人的谀墓文，但最终又不得不写，桓范《世要论》云：“刊石纪功，称述勋德……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上下相效，竞以为荣。”托美言以成不朽，为迎合复杂的社会需求，文人违背立碑作志“资乎史才”的根本，写作中虚美阿谀，流于形式。而谀墓又是以对墓主的高度歌功颂德来实现的，文人为此借鉴汉赋和铭文的写法，铺陈排比，藻饰文辞，捧扬人事，这就更改变了碑志重在记事的史传功能，转而以颂美为主，写作中渐渐文胜于质，骈俪日盛，虚浮华靡，气格不振，遂致文体嬗变。章学诚批评南朝碑文：“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钱钟书《管锥编》也指出庾信“集中铭幽谀墓，居其太半，情文无自，应接未遑，造语谋篇，自相蹈袭……固六朝及初唐碑志通患”。

  谀墓是碑志创作中很难回避的问题，当然，谀与不谀，又如何去谀，谀到什么程度，固然离不开时代文化背景及文体互动流变等因素，但更和撰文者自身的个人品性与写作水平密切相关。高明的文人作碑志往往审慎，为避免因谀墓而遭受时讥，多认真把握铭功颂美的尺度，甚至突破传统套路，追求碑志写作的创变。有唐以来，面对因谀墓导致的碑志写作中的不良风气，陈子昂、张说、苏颋、梁肃、李华等人莫不努力改进，但成效最大者为韩愈。吴讷说碑志文“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韩愈一生作有多篇碑志，行文因人而异，纪功颂美注重选择，力避虚浮阿谀之笔。如《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墓主虽为贵胄，但韩愈通篇抚今追昔，感叹人生苍凉，用笔婉而多情，不见虚美。《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也以铺叙墓主家世履历行文，其他则隐而不发，被方苞评为“志无美词”。这种就事论事收放有度的笔法，韩愈在为其他权贵如韩弘、路应、李成等作碑志时亦多体现。至于《柳子厚墓志铭》《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叙抒情，议论说理，善善恶恶，对墓主的善举义行褒奖有加，则显示出笔法显扬直露的一面。

  钱基博《韩愈志》云：“碑志文有两体：一蔡邕体，语多虚赞，而纬以事历，《文选》《文苑英华》诸碑多属此宗；其一韩愈体，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唐宋八大家以下多属此宗。”韩愈以后，欧阳修等人扇扬余烈，为避免因铭功颂美而落入谀墓的俗套，更强调史家笔法，追求碑志创作的实录和道德教化精神，反对将碑志当作为墓主歌功颂德、抒发个人主观见解的俗文。比如在写尹洙、范仲淹时，尽管墓主家属一再要求改变事实拔高墓主，但欧阳修坚持“简而有法”“事信言文”的写作准则，始终不为所动，又作《论尹师鲁墓志》《与杜论祁公墓志书》予以说明，感慨“修岂负知己者”。欧阳修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得到王安石、曾巩和苏轼等名士的响应，各自身体力行，创作古朴和雅、平和蕴藉的史传性正体碑志文，这就进一步扭转谀墓流弊，使得碑志文从简单的礼俗应制转向深层的明道思理，最终走上良性发展的康庄大道。

  （作者：徐海容，系东莞理工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