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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之所以把“青海道”纳入题目，是因为“青海道”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与西域文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青海湖周边以及海西州的历史文物研究较少，对“青海道”的认知也不够充分。最初“丝绸之路”申遗时，我们对陕西、甘肃、新疆等地都有涉及，却未纳入青海和宁夏两个省份，反映出当时对“丝绸之路”的认知尚不全面，目光仍然局限在主干道上。“丝绸之路”应当是一种“路网式通道”，而非单一的贸易线路。其中的中国路段除河西走廊主干道之外，还有被称为“中国境内第二条国际化丝绸之路”的“青海道”。随着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古墓群被陆续发掘，出土了大量令人惊奇的文物珍品，刷新了人们对古代吐谷浑—吐蕃历史的认知，也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本场讲座我们将在已出版研究论著和展览图录的基础上，分三部分对“青海道”文物作一集中的介绍与讨论。
“青海道”提供丝路外来文物研究又一视角
“青海道”一名，古已有之。《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六月“吐蕃攻吐谷浑，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以救之”，是史书记载“青海道行军”的明确文字。李贺的《塞下曲》也写“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表明到唐朝中期，“青海道”已然成为诗歌中代表交通要道的一个文化符号了。
“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吐谷浑原是辽西鲜卑慕容部的一支，于西晋末年离开辽西，穿越阴山山脉，西迁至今甘肃东南部、四川西北部和青海东部，这里原为羌、氐住地，吐谷浑人来到青海高原后，以武力征服了羌人部落。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叶延以先祖之名为姓，以吐谷浑为国号，在青海海西地区德令哈、都兰一带建立起了以鲜卑人、羌人、氐人和汉人为主体的新政权。彼时的吐谷浑东临前秦，北接前凉，西南和东南分别为吐蕃和东晋政权，可谓是处于文明互通之要地。
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吐谷浑在青藏高原存在了350余年，最强盛时控制了今青海、甘南和川西北地区。吐谷浑人先期居穹庐毡帐，后期有城居，主要从事畜牧业，也从事农业种植粮食，境内的白兰山矿因铜铁、朱砂、黄金而闻名。吐谷浑曾向南朝、北魏等贡马，其境内有良马“青海骢”，号称龙种。境内白兰道也属中西交通要道之一，其商队由此东至长江和黄河下游，西达波斯，南抵吐蕃、天竺。
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休，吐谷浑趁势获取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与西域、羌中、湟中、柔然、高车等均有密切联系。在交通要道因各种原因难以通行时，当时各个民族便取道吐谷浑，青海道由此成为使者、商人及僧侣往返之要道，中原、蜀地、吐蕃皆以此为通西域的重要通道。作为丝绸之路路网上第二条被开辟的道路，历史上青海道曾一度有以辅道代主道的趋势。
青海道也是一段“路网式通道”，它从长安经甘肃天水、秦安等地至青海西宁，又在青海境内一分为三：北线经海北到门源穿越祁连山并入张掖到玉门关，连接丝绸之路主道，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亲自到过河西走廊的皇帝，隋炀帝到张掖、酒泉即经此道；中线绕过青海湖北岸，以伏俟城为次级枢纽，向西进入柴达木盆地、茫崖直通南疆若羌；南线经柴达木盆地南至香日德—诺木洪—格尔木—乌图美仁，到达塔里木盆地的且末，并与主干道汇合。来往商旅可在不同季节，依现实情况在南北三条路中择一通行。
在张骞凿空西域后，西汉王朝据两关设四郡，西域与中原商旅往来大都走相对安全的河西走廊，所以史书中关于青海道（旧称“羌中道”）的记载很少，但这并不能磨灭它在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
公元6世纪，吐谷浑夸吕（公元535—591年）建都伏俟城，号可汗，通使东魏北齐，对抗西魏北周，并与隋朝常有军事冲突。公元591年世伏继位后向隋朝求和亲，得光化公主。公元609年隋朝军队大举进攻吐谷浑，并在青海与新疆交界处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但没能获得完全的控制权。隋末唐初，吐谷浑人与中原势力对青海故地反复角逐，唐朝还曾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嫁诺曷钵可汗。
然而，吐谷浑发达之后内部失和，又因活动地域气候恶劣，力量逐渐衰弱。日渐强大的吐蕃作为高原后起的霸主，为了控制青海道，获得政治、战略和经济上的巨大收益，利用吐谷浑内部的叛臣，将吐谷浑一举攻灭，诺曷钵王和弘化公主逃亡凉州。公元663年，青海吐谷浑故地全部纳入吐蕃的版图。
尽管被吐蕃吞并，但吐谷浑的政权消亡并不等于部族的消亡，归降吐蕃的部分吐谷浑王室成员仍得以保留其可汗名号，并同吐蕃王室通婚，双方开始结盟。留在故地的吐谷浑人像吐蕃属部一样推行千户制，头领成为赞普麾下的小邦王和吐蕃下层官员，在保留着自己建制、官位的同时，还拥有自己的部族组织和特定的活动区域。吐谷浑的青年壮丁被当时急需扩员的吐蕃军队收编，承担戍边、征调、料集等职责；十万多移民成为吐蕃的奴隶，被实行编户齐民式的管理……吐谷浑人不断向吐蕃称臣朝贺、缴纳赋税，还要为吐蕃提供物资、当兵打仗，成为“军粮马匹，半出其中”的补给基地与外扩的跳板。
历史上的吐谷浑一直善于与周边几大政权交往。它曾向北魏遣使41次，远超西域和临近政权交往的次数。吐蕃征服吐谷浑后，根据目前的资料来推测，吐蕃与唐朝交往过程中使用的金器、玛瑙杯和纺织品等财物，可能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吐谷浑的贡献。
吐谷浑人成为吐蕃王朝的臣民之后，史书记载难以对他们进行区别，也没有记录下吐谷浑的结局。但在汉文史籍的零星记载中，我们可以掌握一些逃往唐朝的吐谷浑人的信息，他们在吐蕃东侵战略的紧逼和唐朝西北方防御战略的部署下，从河西、灵州（今宁夏中宁）迁徙到朔方（今内蒙古白城子）、河东之地，融入当地生活的其他部族。目前陕西北部和内蒙古等地出土的吐谷浑墓志，便叙述了他们离开青海之后，经甘肃进入宁夏、内蒙古等地的行踪轨迹。
青海吐谷浑大墓曾出土众多精美文物。其中一枚刻有骆驼纹和古藏文的银质印章备受关注，经过解读，铭文意为“外甥阿柴王之印”，表明墓主身份应当为吐谷浑人。此外，墓中还出土了一件西亚、阿拉伯风格的金腰带，该腰带分为三股，两头饰以绿松石，是墓主身份等级的象征。墓中还出土了几件刻画骑射武士的金饰片，其中武士均着翻领长袍，衣领、袖头和短靴上有精美装饰，武士所骑的马应当就是大名鼎鼎的青海骢，该马以耐力强为突出优点，马腿较短，马鬃与马尾都是编织的。
2019年，甘肃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发现了唐代“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铃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智墓，是武威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据墓志记载，慕容智是拔勤豆可汗、青海国王慕容诺曷钵第三子，因病于唐（武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三月二日薨，终年42岁，可知当时吐谷浑后期王族仍坚持着自己的谱系。墓道顶端的楼阁、墓中人物壁画和天象图，以及随葬的彩绘天王俑、镇墓兽、连珠团窠对鸟图和黄底大象丝绸等300余件文物，充分证明了吐谷浑王族既全面吸收唐制文化，还受西域胡风文化的熏陶，由此来看，这是东西方交通上一个善于吸纳四方文化的民族。
“青海道”见证多样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因战争频繁，隋唐时期的青海道不时被阻碍，但稍遇和平安定时便会重新繁荣。吐谷浑有着对外贸易的传统，《周书·吐谷浑传》记载公元553年“（吐谷浑王）夸吕又通使于齐。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可知吐谷浑王室贵族青睐的金银制品以及各种高级奢侈品，很有可能是由西域中亚运送而来。以下我们从异域货币、纺织品、金银器、金银饰片、宗教用品和玻璃杂物六个方面，介绍青海道文物中多样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1.异域货币
货币是贸易圈的象征，货币所在即是贸易所在。吐谷浑是东晋初至唐朝前期活动在青海高原上的游牧王国，而青海多地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域外货币，表示吐谷浑与外界有着非常频繁的贸易交流与经贸往来。
1956年，西宁市隍庙街（今解放路）出土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王朝时期（公元457—482年）银币76枚；20世纪70年代，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一件西亚安息人制作的单耳银壶；1999年，乌兰县铜普大南湾遗址出土一枚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公元527—565年）东罗马金币及6枚波斯萨珊王朝不同时期的银币；2000年，又在都兰县香日德镇以东3公里处的沟里乡牧草村的吐谷浑墓地中发现一枚东罗马帝国狄奥多西斯时期（公元408—409年在位）的索里德斯金币；青海火车站修建期间，也曾发现过上百枚波斯银币，可能为商人在紧急情况下就地埋藏而未取回……
总之，目前我国出土东罗马金币及仿制品已有百枚之多，而青海陆续发现的外来金银货币，也是贸易圈的重要反映，是西方商人来此贸易的见证，证实了当时青海道上的商贸的繁荣。
2.纺织品
丝绸是丝绸之路东西方商贸的重要载物，而都兰吐蕃墓群出土的纺织品囊括了从粟特到汉地作坊里的众多品种，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图案之美、技艺之精、时间跨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为中原汉地织造，剩下的则来自西域中亚或西亚。
西域织锦以粟特锦和波斯锦数量为多，其中一件织有中古波斯人使用的八世纪钵罗婆文字的金锦，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波斯文字锦，也是常在各大丝绸之路展览产出的明星文物。
2019年敦煌吐蕃展曾展出两件织锦，它们尺幅巨大，应当不是衣料，而是用于其他物品的装饰物。
现收藏于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的一件织锦成衣，是极其罕见的吐蕃时代成衣。据考证，这件绣狮、鹿、牛、山羊纹及藏文的带假袖披风来自七世纪上半叶的波斯地区。这种披风从中亚到“青海道”的棺板嵌片和壁画上都有表现，从肩部垂下的装饰性假袖（或为飘带），两条带扎缚住敞开的前襟，既便于肩部运动，又显得非常潇洒。披风门襟处有墨书藏文铭文，应是未裁剪衣幅前写上去的，可能是入库时留下登记文字。另有一件50厘米长的幼儿锦袍，类似唐装对襟直领样式裙衣，锦袍上有精美的“联珠纹大团窠对鸭纹”，还有小孩绛红色20厘米套袜一双，也有联珠纹团窠缠枝花鸟纹等。这套衣衫采用粟特锦，样式却为唐装，又出现在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中，体现出多元文化在此地的交融互通。
3.金银器物
海西都兰热水墓群是吐蕃统治时期吐谷浑邦国最重要的文化遗存。2018年，青海公安部门破获了“热水大墓盗掘案”，追回646件涉案文物，其中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域外文物非常精美。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人物纹鎏金银盘、人物图案贴金锡盘和卷草纹贴金铜盘。
出土金银器当中，还有成组的金“胡瓶”和团窠纹贴金锡瓶。作为重要的赏赐和馈赠礼物，“胡瓶”在北朝隋唐时期颇为常见。前凉张轨时期（公元255—314年），“西胡致金胡瓶，皆拂林作，奇状，并人高，二枚”，其中“拂林”指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如同真人般的高大“金胡瓶”被作为奇异礼物纳贡给中原王朝，可见西域“西胡”的影响早已传布。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凉州都督李大亮劝谏献名鹰的忠心，曾下书：“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可知在当时胡瓶也受到皇帝和高官的喜爱。热水墓群出土的贴金锡瓶为整体铸造而成，表面贴金，腹部有四个花形团窠，内有身饰联珠纹的立鸟。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的花鸟纹神兽纹银瓶和都兰墓葬出土的丝绸上也可见到类似图像，具有典型的萨珊式立鸟纹特征，而这种立鸟纹是萨珊宫殿建筑上常用的浮雕花纹。
阿勒萨尼基金会收藏有嵌绿松石凤鸟纹金胡瓶、双角石兽鸭纹金盘、金瓶等吐蕃金银器，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最具吐蕃文化色彩的银瓶。但溯其源流，它们应当是受到粟特文化的影响，才以联珠圈内饰成对奇兽异禽为主体纹饰。我们推测，这些器物很有可能是按照吐蕃统治下吐谷浑人的要求，在粟特地区定制的产品。这些瑰宝出土于隋唐时期“青海道”的中继点上，使得分处欧亚大陆遥远两地的青海湖和地中海，通过丝绸之路发生了神奇的文明连接。
4.金银饰片
用黄金捶拓、剪切而成的各类金银（含鎏金）饰片，是“青海道”出土文物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些金银饰片大多带有小孔，有的出土时附着有残木片，有的在底部贴有绢片，有的孔内残存有铜钉，还有的带有铜锈，表明其原来均系装饰固定在其他质地器物上的金银饰片。
一件从古墓葬盗掘被追缴的金饰片上，有一正弯弓射箭、策马飞奔的武士，该武将身着皮袍、护身软甲和腰带，脚穿长筒皮靴，头戴皮帽，手拿角质弯弓趋身射箭，推测应是吐谷浑人的战地先锋官打扮，或是综合古羌部落首领、吐谷浑武士和吐蕃武官而创造出的新的艺术形象。金饰片武士头戴长裙帽，两根辫子垂于脑后，八字须，大耳坠，小袖翻领对襟服装，根据史书记载，吐谷浑男子服饰就是著小袖，小口衿，大头长裙帽，帽上以罗幂遮住脸容，骑马可避风沙。
金饰片一般用于服饰或马具上，还有一件金饰片的人物盘腿坐在兽头带腿矮榻上，束发戴冠，三角形翻领窄袖胡袍，袍边缝饰花纹，同时结合了草原游牧民族和中亚民族的服饰特征，生动反映了吐谷浑贵族的形象，应当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互动艺术品。与其他草原游牧民族一样，吐谷浑人和吐蕃人都对马、牛、羊鹿等各种动物纹饰十分偏爱。这些动物形象常常作为最显著的主纹出现在金银饰片的图案中，它们或昂首挺立或扬蹄奔腾，雄健威武，形象生动鲜活，充满着灵动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匠们还在这些动物原型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夸张，在许多动物的肩部装饰以粗短的双层或多层羽翼，成为传说中的翼马、翼羊等“有翼神兽”，一度流行于欧亚草原文化，“青海道”金银器中的有翼神兽可能就是受其影响。
5.宗教用品
在与北魏和南北朝的文明交流中，吐谷浑的宗教信仰逐渐从萨满教转变至佛教。吐谷浑曾于公元514年立九层佛寺于益州，隋唐时更注重宗教仪式的隆重性，每年各部族集会，或邦国进贡礼品时，都要设立豪华的“金帐”营地，以可移动的建筑形式来展现王权的威风，隋炀帝巡视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时，就曾使用这种移动式的“朝堂”大帐。
吐蕃征服吐谷浑后，延续了拜谒盟主的传统，并在宗教仪式中使用连续的迦陵频迦鸟金银饰片。从留存比较完整的一组迦陵频迦鸟的银鎏金饰片中可以看出，立鸟的造型生动活跃，迦陵频迦鸟均为人身鸟足，头戴宝冠，两翼向外扩展，站立于椭圆形的小毯之上，手中各持乐器作吹奏状。饰片上残留有小孔和丝线的残段，可能是缝缀在“金帐”之上的饰物。一个“金帐”最多能容纳上百人，在帐篷内部用精美丝绸和金银饰片连缀装饰出一个富丽堂皇的空间，既是王权和财富的象征，也是宗教广布的显示。突厥可汗、粟特君王、阿拉伯哈里发等都是如此，吐蕃赞普在吐谷浑的文化影响下，更进一步凸显了这种“金帐”文化标识。
6.玻璃杂物
古羌人与吐谷浑人都有傩祭习惯，吐蕃吞并吐谷浑后，全盘接受了这一传统。他们在傩祭中使用玛瑙碗、玻璃碗等器物表示对神的尊敬，这些器物上没有发现超凡入圣的神谕箴言，但崇拜神权的重要性处处显现。此外，镶嵌水晶的金带饰品、嵌蓝宝石和紫水晶的金胸饰、镶海宝石的象头纹蓝金手镯也显示出玛瑙石、绿松石、玻璃珠、蚀花珠等宝石在此地的广泛使用。
“青海道”文物融汇各文明的艺术之美
过去我们曾认为，历史上丝绸之路主干道肩负着东西方交流的主要作用，而青海道受自然条件限制，只起了辅助作用，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下才选择的线路。如西汉张骞通西域返回长安时，本打算走河西走廊主干道，但迫于匈奴在当地活动频繁，为了躲避袭击，他选择走羌人聚集的“羌中道”，即青海道西路，这标志着至少在汉代青海道已经存在。
公元5—9世纪，即南北朝至隋唐之交，是“青海道”最为繁盛的时期，当时的南北分裂局面之下，“吐谷浑道”“白兰道”这类偏于主道之外的道路由于免于争夺而相对安定，因此青海道一度发挥了东西方陆路交通主干道东段主线的作用。吐谷浑人在青海高原、河西走廊、西域于阗等交错地带从事畜牧的同时，也经商贸易，后世人们把“吐谷浑道”分为五条支道：西蜀分道、河南分道、柴达木分道、祁连山分道、吐蕃分道，这五条道路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一个通达四方的交通网络。历史上的吐谷浑数代首领都认同中原地区的“中国”，愿意“永为中国之西蕃”，他们偏居一隅，却时常周旋于当时南北朝之间，通过献马献羊出使联络，积极吸收中原文化。推测当时在青海湖环湖地区和德令哈、都兰等古代各族交叉、交汇的地区，正宗的吐谷浑人应当不会很多，这点对于吐谷浑“藉其兵为前驱”和当地工匠来源等问题相当重要，有人认为，吐蕃曾迁入大量中亚工匠，但目前还未找到确凿证据。
到了唐初，吐谷浑虽在经济上获得长足发展，但是军事上却羸弱不堪，当时吐谷浑周边，东有大唐，西有西域，南有吐蕃，几方纷争不断，相互牵制。在这种形势下，没有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与需求，丝路难以畅通。此后伴随着唐朝向西横跨草原的军事行动，丝绸之路主道才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古老的青海道开始渐渐地被人再次重视。我们也是通过发现大量中古历史时期东西方交流的文物古迹，才意识到曾经有这样一条横穿亚欧大陆连接东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青海道”。
过去，人们惯常通过唐蕃关系角度观察甘青历史，但是通过文献考察和考古发掘，我们认为，吐谷浑在其中的文化中介作用也不容忽视。史书记载中，吐谷浑人经常以丝绸之路中介者的身份出现，南朝萧梁就以吐谷浑为中继站，与西域龟兹、于阗、波斯等交好。史称“与旁国道，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不仅如此，吐谷浑还是“青海道”正常交往的维护者和经营者。
丝绸之路横跨亚欧大陆，沿途的“长安道”“青海道”“白兰道”“河西道”“天山道”等地域文化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多样性，呈现出相互交流、浸透、同化的复杂面貌，从亚洲西部源源不断传入东部的各种物品，改变了古人当时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也加深了我们如今对丝绸之路的新认识，而“青海道”就是这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讲座文字整理：陈方怡 寇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