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今年，正值“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五周年。2007年1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在当年的5月25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国家图书馆挂牌成立。作为新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古籍普查、修复保护、数字化、整理研究、人才培养、推广普及等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五周年之际，本报专访了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熊远明，介绍“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五年多项重要成果。

摸清“古籍家底”，十五年筚路蓝缕

  记者：“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摸清我国的“古籍家底”，普查我国古籍资源分布和保存状况。目前，这项工作进展如何？

  熊远明：全国古籍资源分布和保存状况已基本摸清，全国古籍普查完成270余万部，约3000万册件。普查成果通过“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和《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向全社会发布，实现全时全域共享。目前，509家收藏单位的127万条古籍普查目录正式出版，通过网络就能快捷查询264家单位82.5万条古籍普查数据。首次以普查为基础的大型古籍分类目录《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工作已有序开展，古籍类文物定级工作稳步推进。

  在普查过程中，《永乐大典》“湖”字册、三件重量级唐代早期印刷品、《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等珍贵典籍如沧海遗珠被陆续发现，受到社会各界瞩目。同时，海外古籍调查与合作取得显著成效，日本永青文库36种4000余册汉籍实现实体回归，推进日本、韩国藏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累计收录美国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80余万条书目数据；海外藏《永乐大典》、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善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汉籍、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等一批流散海外的珍贵古籍通过数字化形式得以回归。

  记者：目前，各地古籍存藏单位的保护状况是否得到提升改善？

  熊远明：全国古籍保护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从中央到地方，从汉文古籍到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一大批珍贵古籍名录公布，卷帙浩繁、损毁程度不一的存世古籍得到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分级保存和保护。

  国务院批准公布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13026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3家；20个省区建立了《省级珍贵古籍名录》，19个省区命名“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14年12月1日，《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国家标准出台实施，各地不断完善库房管理制度，新建或改建古籍库房有据可依。各省古籍保护中心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例如，浙江省制定小微库房设施建设指导规范和最低配置设备清单，着力改造原有库房，使全省超过91%的古籍处于良好的保护；广东省加大经费投入，连续开展五期“广东省基层图书馆古籍库房和阅览空间提升计划”改善基层库房条件。通过国标引导和以评促改，带动全国各级各类古籍收藏单位不同程度改善库房条件，超过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

重视古籍修复，十五年成果显著

  记者：据了解，古籍保护工程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十五年来，取得了哪些重要的修复成果？

  熊远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古籍修复工作取得重大进展。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完成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迪庆州图书馆藏“纳格拉洞藏经”、山西宋辽金元珍贵古籍、山东《文选》蝶变等一批国家珍贵古籍重点修复项目，总量超过385万叶。古籍修复成为一场场非遗传习和科研探索的结合，进入传承、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宁波天一阁等古籍修复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记者：如今，古籍修复师也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但全国古籍修复师曾一度不足百人，目前，古籍修复人才是否仍处于短缺状态？

  熊远明：目前，我国古籍修复专业人员从不足百人增至超过千人，从最高学历为大专提升到半数以上为硕士研究生学历，古籍保护人才队伍规模和专业素质整体提升，古籍保护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已经探索出培训基地、高等院校、传习所“三位一体”的古籍保护人才创新培养平台。全国建立了12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和1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附设3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累计举办古籍保护各类培训班500余期，培训学员超过2万人次，覆盖全国2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先后成立古籍保护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古籍研究专业人员，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取得较大进展。

  2020年，“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古籍修复成果展示”在全国掀起热潮，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全国性古籍修复技艺评比，展示了新生代古籍修复师的风采和力量。

着眼活化古籍，科技助力保护利用

  记者：古籍保护是一个专精的“技术活”，我们在古籍保护技术方面有哪些重要突破？

  熊远明：科技创新现已成为古籍保护新助力，国家图书馆建设了“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通过对古籍写印材料和与古籍相关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有效解决了古籍脱酸、去除氧化斑等问题。古籍修复用纸抄造、古籍修复浸染、纸张脱酸保护等领域多项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一批自主研发专利技术实现转化利用。我们通过全国协同完成了古籍修复设备、工具、材料的系统的开发研制和配发工作，全国古籍修复的基础环境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为开展古籍修复创造了条件。

  智能技术的加速迭代，为新时代古籍工作创造了更好条件。由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支持指导，国家图书馆牵头实施的“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项目以及各地组织实施的智慧图书馆、智慧博物馆建设项目中，都将应用智能技术手段改造提升古籍工作水平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记者：古籍既要“藏”也要“用”，数字化是否是解决“用”的有效途径？

  熊远明：古籍数字化开放共享能够有效缓解古籍藏与用的矛盾，如今，各地读者可随时随地访问指尖上的图书馆，品读中华优秀传统典籍，我们已通过全国联动发布大量古籍数字资源。

  依托国家图书馆的宏富馆藏，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集中力量开展馆藏善本缩微胶片、普通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等数字化项目，同时积极与国内外古籍收藏机构合作，通过征集、受赠等方式，一大批古籍及特藏数字资源在“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现累计总量10万部（件）。

  2021年，疫情期间读者远程访问需求不断增长，国家图书馆积极回应读者“急难愁盼”，全面升级“中华古籍资源库”，提升访问速度，实现免登录阅览，极大满足了社会公众对古籍资源的利用需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后5次联合39家古籍收藏单位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超过2.2万部，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好评。

  记者：当下，我国古籍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接下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哪些工作重点？

  熊远明：新时代古籍工作必须要着力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挖掘古籍时代价值，促进古籍有效利用。我们将依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全国各级古籍保护中心，大力倡导古籍阅读，积极推进经典古籍文献整理出版，继续实施《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出版等重大项目，深入挖掘古籍资源的当代价值，不断推出适合当代大众阅读的古籍精选精注精评精译作品。同时，主动适应社会信息环境和公众阅读学习方式的变化，积极探索多媒体、多渠道、多终端的古籍阅读推广活动，联合打造虚实结合的古籍文化传播共享空间，通过古籍VR资源制作、古籍体验游戏开发、古籍主题影视节目录制、古籍创意产品开发等方式，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本报记者 陈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