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尚书》学传播与流变

  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之一，《尚书》不仅在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层面有重要价值，其在东亚文化圈的重要作用亦不容忽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尚书》流入西方世界，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管道。

《尚书》东传与东亚文化圈的建构

  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的《四书》《五经》形塑着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也塑造着一个民族的影响力。蕴含着丰富治国理政思想的《尚书》及由其阐释史建构起来的理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文化、教育等，其早期传播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尚书》东传由百济入日本，汉籍传入朝鲜半岛约在汉代，而由半岛传入日本约在公元6世纪初。秦代南传入南越，作为其文化载体的典籍与内地相同。

  韩国成均馆大学编纂的《韩国经学资料集成》是了解中国经典对朝鲜半岛文化影响的重要史料，该丛书汇集了14世纪至19世纪中期朝鲜半岛的经学文献，《尚书》文献有22册，与中国同期《尚书》学同调异趣，朝鲜半岛《尚书》学思想上宗蔡沈《书集传》，承宋明理学理路，讨论天理人欲之辨、心性论、道统等问题。方法上，承宋以来辨伪路径，重视《尚书》辨伪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内容上，多《洪范》著述、科举用《尚书》义拟题著作及《尧典》“期三百”的天算著作，这与箕子入朝的古史、科举取士及西方天算知识传入相关。近现代以来，以经典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遭受质疑否定，半岛专门研究《尚书》的学者很少。

  《尚书》在日本的传播，文本上最早是郑玄注本，由百济传入，今已不存。平安时代以来，日本以习伪孔安国《尚书传》为主，亦有很多唐隶古定写本，对《尚书》文字研究有重要价值。14世纪，清原良贤引入蔡沈《书集传》。研究方法上，日本早期接受《尚书》的方式主要是传抄、训点、授读，至平安至室町时期逐渐形成中原氏家、藤原氏家、清原氏家等传经世家，各有秘说，主汉学训诂章句路径。十四世纪，《书集传》引入，开汉宋兼采新风。十七世纪，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渐重汉唐经学，考辨之学兴起，山井鼎《尚书古文考》考订了《尚书》误字误句，伊藤仁斋有《古文尚书》疑辨之伪等。19世纪，西学涌入，日本《尚书》经学性质渐渐淡化，而成为了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史考辨、文献书志等人文学科研究的史料，林泰辅《周公及其年代》开启《尚书》为史料的先河，平岗武夫《经书的成立》阐述了《尚书》作为中国文化枢纽的地位，松本雅明《春秋战国时期〈尚书〉之展开》讨论了《尚书》学变迁，加藤虎之亮《皇道所见之书经》、中江丑吉《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等借《尚书》寻绎中国古代思想。但对《尚书》经文的注解和译读仍是日本学界研究重点。在传播上，《尚书》在日本有由宫廷、寺院垄断走向民间的历程。

  儒家典籍公元前3世纪传入南越，赵佗“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通《尚书》大义。六朝时，南下交州避难士人许慈、程秉皆通《尚书》。仿唐宋科举，李朝于1075年开科取士，其后陈朝取士大略与宋元经义取士同。黎朝于1467年设五经博士，国子监生“专治《诗》《书》者多”。阮朝时，《四书》《五经》成为了士人的基本读物。今存有黎贵惇著《书经衍义》，摘《尚书》各篇关键处略加解说。以《尚书》为代表的《五经》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影响尚待深入研究。

  东亚文化圈王朝时代，《尚书》是国家教育的核心内容，人才选拔的依托，主流意识的重要构成，其学术流变与作为东亚核心的中国基本一致。在阐释路径上，由汉学、宋学到考据之学，经典的阐释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建构、价值塑造的资源，由此形成共同文化认同。西方学术方法融入的近代，作为经学文献的《尚书》成了中国历史、文化、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研究的史料，传播方式上由国家教育转为个人研究爱好，影响力急剧下降。

《尚书》西传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经典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文化的交流需要借助其传译和阐释。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开启了中国文化西传的历史，作为承载中国文化精神的《五经》开始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

  法国传教士在《尚书》西传中用功颇多，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刊于杭州，成为中国最早刊印的西文译本。康熙朝，传教士马若瑟著《经传议论》，其中选译有《尚书》。1770年法国汉学家宋君荣据满文《尚书正义》翻译成法文，又著《〈书经〉中的天文学》，开启《尚书》专题研究。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译《尚书》为拉丁文，传教士顾赛芬译《书经》为拉丁语和法语。

  英语世界，1840年，以美国传教士文惠廉选译《尚书》为开端，1846年，英国学者梅赫斯特翻译《书经》，提出了殷商遗民东逃美洲建立了墨西哥的观点。1846年麦都思以汉英混排、直译加注方式完成了第一个全译本《书经》，1849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又英译《尚书》，最有影响的是1865年王韬帮助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完成的《书经》译作，中英学者的合作使传译质量有了很好保障。理雅各英译了儒道重要典籍，为将中国文化系统传递到西方作出重要贡献。1904年英国汉学家欧德有《尚书》译本，195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有《书经译注》。

  俄罗斯汉学家西韦洛夫分别于1822年和1841年推出了《尚书》俄语译本。201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推出《尚书》俄文全译本，吸收了不少《尚书》研究的当代成果。

  《尚书》在西方传播由文本译介到思想文化研究，经书成为西方了解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管道。中国文化在西方的接纳有一个变化过程，17、18世纪的欧洲对刚传入的中国文化充满热爱，卷起过一场中国热。但在应对西方工业文明失败的19世纪，中国文化价值在西方受到批判，二战之后西方又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汉籍在西方的传译，内容上由经、子转向史、集，并向现当代作品拓展；思想上由基督教经院哲学阐释的误解到对中国文化的真切理解；传译队伍上，由以传教士、外交官为主体逐渐转向汉学家、海外华人、职业翻译家。

  《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和治道之书，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东亚文化。在东学西传过程中，是西方了解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今天，这些民族元典有效的传播和对其价值的深度发掘，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构大国气象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方式，推进以文化价值多元化为根柢的世界多极化建构。有意识地选择构成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经典系统、组织专家学者加以传译，应当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翻译界与经典研究专家、经典研究专家与汉学家应当很好合作，推介高质量成果，在世界格局中建构中国文化话语。

  （作者：陈良中，系重庆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