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先秦多次辑集说

  《诗经》的结集，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后世引发长期的争论，从违双方论争纷纭，聚讼不断。学者时或蹊径独辟，倡言新说，清儒方玉润提出两次成书说，认为第一次编集出于周朝乐官，第二次编集出于鲁国乐师。近时学者继踵而上，刘毓庆、徐正英、马银琴、曹胜高诸先生相继提出过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如刘毓庆先生以为《诗经》经过三次重大编辑整理，一是周宣王时，所收皆为典礼之诗；二是周平王时，所收主要是变雅和三卫诗歌；三是孔子手定，增加变风与鲁、商二颂。马银琴先生则认为《诗》本身的形成史经历有周康王、周穆王、周宣王、周平王东迁后及孔子五个重要的整理阶段。但由于传世材料有限，相关考论大体依据逻辑推理，多使用默证，辩难推敲，缺乏实证性材料。近年来，随着诸多简帛文献的发现与公布，《诗经》研究迎来新的契机，举凡甘肃武威汉简《仪礼》、安徽阜阳汉简《诗经》、上博简《孔子诗论》、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等，皆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足以助益我们重新认识与把握《诗经》的辑集问题，颠覆旧有的认知，形成全新的观点，即先秦时期《诗经》曾经多次辑集。

  将考古发现的先秦和汉初简帛资料中的《诗经》文本与传世的毛诗对校，不难发现它们在文字、章句、题目、篇次、分类等方面皆存在诸多歧异，无法纳入同一版本体系。

  简帛文本与传世毛诗相较，文字方面出入的例证极多，如《商颂·长发》“不竞不絿”，郭店楚简《五行》引作“不挺不樛”，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两次征引，分别作“不勮不救”“不勮不（见图1）”。《小雅·小明》“靖共尔位，好是正直”一语的末三字，郭店简《缁衣》引作“氏贞植”，上博简《缁衣》作“是正植”。毛诗篇名《南有樛木》《柏舟》《绸缪》，阜阳汉简《诗经》分别作《南有朻木》《柏州》《淍穆》。

  简帛文献提及的《诗经》文字还有一些无法与传世本进行对照。如上博所藏《诗论》引《大雅·皇矣》诗语“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今传毛诗本无“尔”字，《墨子·天志下》则引作“予怀而明德”。安大简《诗经·汾沮洳》“其美如玉”，毛诗作“美玉如”。传世文献之中亦有类似情况，《礼记·缁衣》第十七章引诗《小雅·节南山》：“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毛诗作：“谁秉国成，不自为政。”这三个例子仅为一个虚字的差异，并非关键字眼，似乎不足以证成文本来源的差异。

  客观说来，上述异文并不足以构成结构性、颠覆性差异，或可据以论定诸本关系为“同源异流”，传抄讹变，但是诗文章句迥异例证确然存在，不乏其例，恰构成反证，足以推翻这种观点。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提供了几则极其珍贵的例证，如《召南·驺虞》一诗，毛诗二章，安大简载录文本为三章；《魏风·葛屦》，毛诗二章，第一章六句，第二章五句，安大简载录文本则是第二章为五句；《秦风·小戎》一诗，第二章与第三章之次序与毛诗正好相反；《秦风·无衣》，安大简残存“曾子以组明月将逝”，不见于毛诗，且据其简容字面积推测，其诗篇与毛诗差异较大。歧异如此之大，如果说这些诗篇还是可以归于毛诗系统，前后一脉相传，说服力确实比较微弱。

  有的诗作或有可能是全篇皆未被毛诗载录。《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云：“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杜预注曰：“《河水》，逸诗，诗义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国语·晋语四》亦记载“公子赋《河水》”一事，“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韦昭注则云：“‘河’当为‘沔’，字相似而误也。其诗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国当朝事秦。”今传毛诗《小雅·沔水》有诗句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杜预与韦昭持论大不相同。明代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支持杜预之说，以为“‘河’‘沔’字形虽相似，不应内外传两书同误”。许志刚先生也指出，“重耳所赋未必为逸诗。重耳在外流亡了十九年，最后到秦，得到强有力的帮助。这次的享礼就是进一步巩固他们之间同盟关系的良好契机。为此，他在赋诗之时表示永远不忘记秦的帮助，要像水奔流入海那样，心系秦庭。由此看来，杜注取义于‘朝宗于海’庶无大过。仅就‘朝宗于海’一句而言，《诗经·沔水》有之。然而，全诗多批评‘邦人诸友，莫肯念乱’，重耳赋此诗，不免有点违背‘歌诗必类’的原则”。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载诗歌篇名共六十篇，内中数篇不见于毛诗，其中就包括《河水》一篇。据此而言，杜预之说不能轻易否定。

  诗篇题目方面的差异即同诗异名现象，更不容忽略。《国语·晋语四》记载秦伯享晋公子重耳，赋《鸠飞》。《鸠飞》之名不见于毛诗，韦昭注曰：“《鸠飞》，《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言己念晋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晋之君臣也。《诗序》云：‘文公遭骊姬之难，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伤亡人，思成公子。’”同一首诗，却有《鸠飞》和《小宛》两个题目，这让人费解。或者此处“鸠飞”二字不能施以书名号，仅是概括用典，一如《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以“白圭”隐指《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一语。但这仅为臆测，目前尚不能排除《鸠飞》《小宛》为同诗异名之说，因为简帛文献与传世典籍之中类似例证并不乏见。《左传·昭公二年》记载季武子赋诗“《节》之卒章”，今毛诗本作《节南山》。《十月之交》郑笺亦云：“《节》刺师尹不平。”《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引其诗句“式夷是已”，卢辩注：“此《小雅·节》之四章。”此例或可以繁简称名视之，但是简帛资料的例证却无法回避。《小雅》之《十月之交》，上博简《孔子诗论》作《十月》；《小雅》之《无将大车》，上博简《孔子诗论》作《将大车》。这种一诗两名或多名的现象，如果说是同一学派所为，显然有违常理。

  简帛《诗经》文本中的诗篇次序排列与毛诗也颇有不同。如安大简《诗经》中的《魏》包括十篇作品，以《葛屦》为首，其余九篇皆属于毛诗之《唐风》，但篇次又异于《唐风》，《扬之水》置于《山有枢》之前，《有杕之杜》置于《羔裘》之前，《无衣》置于《鸨羽》之前。差异如此之大，根本不可能是出于传抄笔误，只能是出于不同的版本体系。

  在三百篇的分类排列方面，简帛文献也给世人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毛诗分为十五国风、二雅、三颂。江林先生探研《左传》引《诗》，提出“在春秋前期，季札观乐之前，《诗经》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传本，还处于一个不断在增编与发展的时期”。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证据略嫌单薄，出土简帛正好提供了补证材料。综合比照季札观乐所见文本、安大简《诗经》与毛诗，其分类与组合情况如下：

  季札观乐演奏次序：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小雅、大雅、颂。

  安大简次序：周南、召南、秦、某、侯、鄘、魏风。

  毛诗次序：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小雅、大雅、颂。

  三种文本内部安排大不相同，就版本学意义上来说，根本不可能属于同一系统。

  季札聘鲁，请观周乐，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其事之系年或有紊乱，此不赘言，但既称“周乐”，则此音乐演出依据之文本当出于周王廷之乐官编集，且季札观乐活动持续时间未久，若一如毛诗三百之数，当持续数天，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完整演奏一遍。据此可以推断，鲁国乐工所持《诗经》文本不同于毛诗，两者分类编次不同，篇目数量亦有迥别。安大简时代为战国。安徽阜阳城郊双古堆出土西汉早期《诗经》竹简，时代当在西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距西汉开国不到五十年，其渊源当是战国时期之文本，或者如学者所言，极可能是战国时期楚国流传的一个本子。如此，则先秦时期，纵向说来，《诗经》至少出现过四个本子，即西周乐官整理本、孔子删编本、安大战国本、阜阳汉简源出之战国本，三百篇先后辑集过不止一次。诸本在分类编排上存有程度不一的沿袭性，其间的差异是不是出于地域性还尚须探研。

  （作者：刘立志，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