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之一。国力强大,文化繁荣。这个时期,美洲尚未被欧洲人发现;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城市破败,田园荒芜。唯有中国这块土地,呈现繁荣、兴旺的景象。大唐帝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物质财富,也拥有世界上最灿烂、最辉煌的精神财富。诗歌、乐舞、书法、绘画、雕塑、建筑、园林,在当时的世界上毫无争议地处于最高水平。
那么,唐代人的审美品位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只能通过唐人自己留下的物质作品或文字作品去揣摩、去想象了。读读杜甫的《丽人行》,那都城长安水边丽人出行的场景何等靓丽,何等辉煌!且不说“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女人姿态尽见唐人视肥为美的女性审美观,仅看看这贵族女子的装饰:“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那个时期的工艺水平、审美趣味不是尽为彰显了吗?再看看王勃的《滕王阁序》,那地处偏僻的江西南昌也有这样崇阿的殿宫:“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唐代的繁华、强壮以及高度发达的文明,不是也尽可见出吗?
繁华、富裕、强大、开放,虎虎有生气,这是唐人留下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给我们的总体印象。品味唐人的审美情趣,探讨唐人的审美观念,犹如从高空俯瞰大地,唐朝的精神气象,唐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准,都一览无余了。
作为《大唐气象——唐朝审美意识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作为这部书的主要作者,关于唐朝,我想要说的话,在此书中说得很多了,这里,我想要强调兼补充的主要是三点:
唐朝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中国,是中国人建立的国家,这中国人不只是汉族,而是诸多民族,今天统称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须溯源于史前,史前生活在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核心的广大地区中的人民均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按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的看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大集团:一是以炎帝、黄帝为首领的华夏集团;二是以少昊、太昊为首领的东夷集团;三是以祝融、驩兜为首领的苗蛮集团。三大集团几乎涵盖后来在中华大地上生存与发展的全部民族。这些民族首先共同创造了史前文明,仰韶文化主要位于中国西部及中部,红山文化主要位于中国东北部、北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主要位于中国东部近中部,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主要位于中国南部、近中部、近东部一带。这些文化的核心很难说是哪一个民族创立的,像红山文化地区主要是突厥人、回纥人、契丹人、鲜卑人、蒙古人、女真人生活地,能说红山文化没有他们先祖的功绩?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先绪,属于华夏正统,而这地方属于东夷,能说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没有东夷的功绩?
华夏之分产生于进入文明时代的夏商周三代而主要是周代,自此,居于中原的汉族政权统称为夏,而居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统称之为夷。汉文化主要为农耕文明;夷文化主要为游牧文明。夷、夏之别是儒家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但这种观点主要不是民族的区分,而是文化的区分。儒家认为,是夷还是夏,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后的判定是看文化,儒家所认同的文化是礼乐文明,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文化,这种文化虽然有自己的内核,但并不是封闭的,它是开放的,夷、夏一直互有吸收,夷、夏的融合实质是文化的融合,而文化的融合必然导致民族的融合,是为中华民族的建立。
民族的融合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开始于史前,夏商周秦汉均有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则出现一个高潮,其突出体现是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向汉文化学习,并且均标榜自己为华夏正统,这些政权中,北魏最为杰出。历经两百多年的南北分裂及各小国纷争后,中国实现了统一,先是隋,接着就是唐。拥有鲜卑血统的李唐王朝,其国家的主流文化是继承周秦汉的华夏文化,但唐朝的文化比周秦汉的文化开放得多。
唐朝的民族政策,有两条特别值得重视,一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这是魏征向唐太宗提出的建议,唐太宗接受了。由于唐朝专力于国家建设,唐帝国的辉煌成就使“四夷”畏惧、敬佩,自然从内心愿意臣服。二是“胡汉平等”。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用人不戴“种族”眼镜,大量任用非汉人官员,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军事统帅。这种情况在中国其他朝代几乎是没有的。对于少数民族的百姓,也不歧视。唐太宗将归顺大唐的突厥人安排在京城不远的地方居住和生活,并且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支持。在他看来,归顺了大唐,就是大唐的子民,因为来到新的地方生活,应该予以优待。
正是因为唐朝对待少数民族采取正确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中,中央政权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关系处理得最好的朝代是唐朝。因为唐朝多采用和亲的手段与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亲情关系,少数民族政权称中原王朝为舅,这种称呼一直延续到宋。而唐太宗则被尊称为“天可汗”。
公元788年,新疆的回讫上书唐朝,请改国名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公元838年,唐文宗册封回鹘可汗,《全唐文》中留下“海内四极,惟唐旧封,天下一家,与我同轨”的文字记录。应该说,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统一体的中华民族,它的真正形成是在唐朝。
唐朝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时间为公元618年至907年,近300年。这个时期,西方属于黑暗的中世纪时代。欧洲大地,战乱频仍,烽烟四起,经济萧条。回看亚洲,日本贵族内讧,政权迭换,首都数迁;南亚、西亚大地,数国并存,内乱不已。公元651年大食攻波斯,波斯国王向唐王朝求援。可以说,在这个时代,世界上相对比较安全之地是唐朝,相对比较富裕之地也是唐朝。且不说首都长安花团锦簇,被诸多外国商人誉为人间天堂,就是偏远之地的扬州,也是中外商人向往的圣地。“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不是虚话。
这个时候的中国——唐朝采取的对外政策是开放。中国国门大开,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均畅通无阻。于是,不仅临近的日本人、新罗人来了,而且遥远的欧洲人、印度人、大食人、波斯人也来了,不仅人来了,物来了,各种异域的宗教如景教(基督教的一支)、佛教、拜火教、摩尼教也来了。据《唐六典》记载,唐朝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唐朝首都长安成为世界的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宗教中心、教育中心、科技中心和娱乐中心。正如王维诗中所写:“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外国人来中国学习,工作,做生意,传播宗教,有些人就爱上中国,留在中国,有人还做上了唐朝政府的高官,如日本的晁衡(原名阿倍仲麻吕),他于唐开元五年(717)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中国,就读于太学,后在唐朝任职。国际交往中,日本与中国的交往最为稳固,最为友好,也最有成就。早在西汉,日本与中国已有往来,东汉光武帝还赐给日本国王官印。到唐朝,中日往来达到全盛。据史书记载,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
大量外国人来中国,也有不少中国人去外国。据阿拉伯人苏莱曼的《东游记》,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可以畅行无阻。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特遗址,发现唐朝的瓷片数以万计,南洋婆罗洲北部沙捞越地方,还发现唐人开设的铸铁厂。中国人去国外,不只是做生意,办企业,也有去学习的,去传播佛教的。
开放的好处是世界性的,对于中国、世界的经济、文化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将开放的事业做得这样好,主要是唐人的意识使然。第一,他们具有可贵的文化自信,当然,这中间也夹有天朝自诩的陋习,但更多的是文化自觉和自信。事实上,唐朝的文化在当时的世界,是先进的。另一方面,他们具有博大的胸怀和以礼待客的态度。开元初年,日本使者请唐朝派儒生授经学,按礼节,日本学生是要去学堂学习的。唐玄宗变通“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惯例,选派名儒就日本学生入住的寓邸授经,以满足使者的要求,而不因国家强大而骄吝。
以上足以说明,唐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唐朝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成就唐朝如此崇高地位的是唐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强大,是唐朝夷夏一体、平等相处、包容大度的民族团结政策,是唐朝开放、大气、友好、公平的外交政策。
唐朝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启示
唐朝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她的辉煌成就值得我们顶礼、学习,但是我们顶礼唐朝、学习唐朝不是复制唐朝,而是超越唐朝,创造一个远比唐朝辉煌的现代中国。
唐朝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坚持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观念。中华民族不只是一个民族,而是有众多民族,目今为五十六个民族。虽然不是同一个民族,但有着共同的文化血缘,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拥有唯一的、共同的家园。唐朝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地方主要在观念,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家。既然是一家,为了共同利益,就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有谅让。唐太宗曾经与他的臣下讨论与北狄的外交政策,他说,采取军事行为,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只是暂时的,而且要死很多人。其实和亲并非不好,“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断可知矣。”说得多好,外孙多多,有何不好呢?
再次,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我们必须与世界上平等待我的国家、民族共同携起手来,应对从政治经济到自然环境的各种挑战,我国的人民要过好日子,世界上的人民也要过好日子。正如一句俗话所言: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其次,开放是唐朝成功至关重要的原因。开放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而自信又筑基在强大的基础之上。它们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开放,重要原因是我们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自信,这样强大。开放没有尽头,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并且也为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唐朝是一本厚厚的书,这其中有着无穷的智慧,值得我们反复地研究、学习、反思、吸取。
唐朝是一面鲜艳的旗帜,昭引着我们奔向复兴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
顶礼唐朝,超越唐朝,复兴中华。
(作者:陈望衡,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