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角】
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运行规律的学科,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8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恢复重建至今,已历四十年。北大和中国社会学的四十年,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程同步发展的四十年,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办学方针指导下,建立自主学术道路和学科体制,努力向世界一流学科行列迈进的四十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一级学科,建立了完整的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译介传播,经世济民
社会学起源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社会学的经典作家针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提出了系统性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方法。20世纪初,社会学最早被翻译为“群学”而进入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的介绍、翻译和传播也与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学通过当时兴盛的社会调查和社会改良运动为中国社会所初识,又通过无数社会学工作者的耕耘与启蒙人民、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紧紧连在一起。严复、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前辈一方面通过大量译介社会学著作、以“兼容并包”的精神推动社会学的普及和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经世济民”的社会研究之道,发展出“社区研究”等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研究方法,开辟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费孝通、雷洁琼等人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设立研究所、学系,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宣告了学科重建的开始。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恢复、成立最早的社会学研究所。1980年3月,复旦大学分校(后归入上海大学)恢复和重建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并招收第一批社会学专业本科生。1981年3月,北京大学招收第一批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北京大学作为全国首家社会学博士授予单位开始招收博士生。《社会》《社会学研究》等专业研究期刊陆续创办,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机构相继成立,社会学初步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
学科建立之初,师资最为紧缺。老一辈社会学家分别在北京和天津南开大学主持了各两期的“北京社会学讲习班”和“南开社会学专业班”,聘请国内社会学前辈和国外社会学学者讲学,培养出重建后第一批社会学教学与科研的主要师资力量。这批师资力量不但成为社会学重建后的主力军,而且其中相当一批学者成为社会学学科的领军人物。
兼收并蓄,从实求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学面临“引进来”的艰巨任务,即需要大量引进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的社会研究。在理论方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统翻译出版了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著作和理论教材,译著超百部,成为国内社会学理论研究重镇。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连续举办“社会学方法暑期班”,推进西方社会研究方法的学习和普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这是运用抽样调查和追踪调查方法建立的全国大型数据项目,为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大型数据库的建立和运行,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兼容并包、吸收世界先进研究成果的精神,这是社会学获得快速发展的重要资源。
在兼收并蓄的同时,社会学也需要“沉下去”,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和问题,深入了解民情社情,在社会调查和经验研究中总结和概括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律,为国家战略和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在这个方面,费孝通先生发扬社区研究的“从实求知”传统,在高龄之年仍持续展开社会学田野调查,“行行重行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城镇村庄,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等研究成果,提出了“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等重要论述,为后辈学者树立了社会学研究的典范。社会学在城乡发展、社会分层、社区治理、民族研究、人口、劳动、性别、数字社会等方面积累了大量丰富生动的经验资料和研究成果,对中国社会的若干运行机理提出了创新的解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理论化建设,同时也开拓出了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等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实务和政策研究领域,发扬了社会学“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紧紧追随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
扎根中国,面向世界
社会学的重建、恢复和发展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一些亟需应对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学的研究还没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做出兼具全面性和深刻性的概括,缺少令人信服的经验提炼和理论创新,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中国社会的创造性实践,没有能够完全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深刻反思发展道路上经历的曲折和面对的问题,在党和国家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导下,如何推动建设反映中国现实、展现中国风采、具备中国气派的社会学,是我们在新时期需要思考的、具有战略高度的重要议题。
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思潮纷繁复杂,大多是针对其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而来,根植于其地域和文化,对中国社会不乏借鉴和参考价值。但如果教条式地加以学习和运用,表面上倡导“价值中立”,实际上以西方社会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来检视和裁剪中国社会的现实,就容易犯机械论的错误。要在社会学研究中注意这些问题:一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正确甄别、选择吸收西方理论和思潮。中国社会的历史和发展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二是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充分运用我国博厚悠久的文明传统,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中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将人文主义的精神血脉贯注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和经验研究之中。三是要坚持“从实求知”,扎根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感受时代的脉搏跃动,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社会学以社会调查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手段,社会调查根本上是对社情民意的深刻体察。“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伟大的人民创造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理论。建设迈向人民的社会学,才能不负时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将紧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国际学术园囿中开出绚烂的花朵。
(作者:周飞舟,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