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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10日 星期五

    标配

    作者:郭启宏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10日 15版)

        资料图片

      多年以来,人们戏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郭老曹”剧院,“郭”是郭沫若,“老”是老舍,“曹”是曹禺。三位都是剧作大家,他们的作品如《蔡文姬》《茶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在人艺剧场长演不衰,成了经典,又蜚声欧美。每当人们谈及作家的个人风格,谈及剧院的演剧学派,无不慨然感喟那多难而瑰丽的年代,那多才而独特的群体,那卓尔不群、富有生命力的艺术。那么,作家与剧院究竟是什么关系?北京人艺建院70年来,专家学者的崇论闳议数以千计。或说“珊瑚玉树”“交相辉映”,或说“强强组合”“相得益彰”,或用老词,“名马雕鞍”,或用今词,“标配”。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到的北京人艺,剧院似乎过了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但犹然绮霞满天,深感余晖尚在。那时,管创作的是第一副院长于是之,他没有给我派任务,只在闲聊时淡淡地说了句“卡壳时不妨一起聊聊,或许对你有所帮助”,谦恭而温良。我知道他私下里不喜欢剧作者“指哪打哪”。我酝酿了几十年的《李白》正在构思,我自觉地加快进度。半年后,我带着初稿,敲开他的办公室,他一愣怔:“李白?我来!”我忽然抖一机灵:“就是为你写的。”剧中的李白正处暮年,他想演,那是再好不过!事后反思,我这不是在拍马吗?转而一想,改过就是,君子当能曲谅。还是努力改好本子吧,这才是正途。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剧院走廊遇见他,他说:“中午别走了,到我那儿吃顿工作餐。”我猜他想“聊聊”了。到他屋,见苏民导演已经落座沙发上,正开啤酒瓶呢。眼前的工作餐让我想起老苏说过:“院长、书记干什么的?两个事,一是车夫,派车去接艺术家,一是厨子,让食堂多炒俩菜犒劳。”这话最初似乎是曹禺或者赵起扬说的。老苏乐呵呵地开口,说:“我看过《李白》的本子了,好,写得好。”我估计老于多半已经请老苏排戏了。老于喝了一口啤酒,掏出一叠笔记,写了十多页。听他娓娓道来,大处论及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的信、莎士比亚的悲剧、迪伦马特的《罗慕路斯大帝》,细处又谈及“造了境,未发挥”,要“顾与注”,谈及铺垫、映照、烘托,乃至台词的斟酌和推敲,“无动作空言删去”,“要细节”,“句子太工,似不足以写出感情的跌宕”,还有风格的雅俗与文野。我心里想:“真是服了,老于!难怪你不仅戏演得好,还能写出感人至深的散文。”

      这样的“聊聊”历经几番,我也不记得了,只觉得那段时间我很勤奋,夜以继日,仿佛又成了教室里的学子,不做完功课不睡觉,那缘于老于无声的身教与催促。创作室的同行王志安告诉我,有一回他跟老于到郊区开会,无意拉开抽屉,发现老于带去的全是有关李白的书,他很纳闷,后来排戏,才恍然大悟。志安感慨地说:“我们编剧遇着这样的领导是我们的大幸!”我也说,当年“三巨头”(人艺人对院长曹禺、书记赵起扬、总导演焦菊隐三人之雅称)探讨建院方针,要把人艺建成学者型的剧院,极有远见卓识。

      有一次“聊聊”,说到倒二那场戏,老于有些皱眉头:“我有个想法,未想透,有些难为作家了。”老苏与老于年齿相近,同志加朋友,便说:“你就都倒出来吧,启宏也不是那种经不起提意见的人。”老于这才慢吞吞地说:“我琢磨李白与杜甫不同,与王维、高适也不同,应该有他独特的东西。”“什么不同?”“比如说,空灵。哎,没想好,只是直觉。”“能不能具体点?”“我说嘛,难为作家了!”我表示,回去再做几天功课。我似乎读懂了老于,但又茫昧着。当我读到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其中谈到李白与妻子宗氏夫人分手,是一种“情投意合”的诀别,忽然眼前一亮,我赞同郭老的见解,李白向有天马行空的突兀,其跳跃式的思维不也是诗家的空灵吗?转而又想,空灵近乎诗,而远于戏,戏必须具有矛盾、冲突、高潮、突转、期待、发现等各种戏剧性场面。哪里有鱼与熊掌兼得的妙方?我反复研究李白的独特,并及于宗氏的独特。后来,看了一再修改的稿本,又讨论了几个轮次,老于表示:“也只能这么写了,我收回原先的意见。”我习剧几十年,第一次听见管创作的“顶头上司”收回意见。我很感动,感动得心在流泪,这就是北京人艺!

      于是之经常说,人艺的剧本不是领导“抓”出来的,是作家写出来的:“要尊重他们的劳动。要敢于承认自己不如作者,至少在他所写的题材上,你不如他们懂得的多。”他鼓励创新,说:“创作,是创造性的工作。这就决定了他们总不能太‘安分’,总要探索点儿新东西。既是探索,就会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有对有错。”他严格要求自己,认为一个剧本不看三遍以上是没有发言权的。“铅笔改稿,定稿别看。”“你改得好,人家定稿时自然吸收;不好,人家就用橡皮把尊驾的字句擦掉。你不再看了,与人方便,他有取舍的自由。”如是种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在人艺,于是之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生态环境。

      于是之总结了三条。“第一,不命题作文。编剧们进入创作的过程各不相同,有人愿意谈谈提纲,听听意见,有人不愿意过早公诸世人。情绪十分脆弱,也许一句否定的意见会毁掉一部经营多年的作品,‘彩云易散琉璃脆’。面对这样的作者,我不催促,静候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第二,不当教师爷。但凡舞文弄墨的人无不接受‘文不厌改’的道理,剧本的修改是绝对的,是否定之否定。但如果提什么改什么,叫怎么改就怎么改,指哪打哪,是搞不出好作品的。”“要跟作者交朋友,要使作者写得得意了或者碰到困难卡了壳了,都愿意找你聊聊,没什么拘束。”“第三,尊重剧作家。我们讲求以人为本,对待创作同样要以人为本。”他说过一句让剧作家为之振奋的话:“请观众允许我代表他们感谢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们。”

      在北京人艺,首演结束后,编导通常会被邀请上台谢幕,也许是人艺首创,这是尊重创作者的表现。所以,在人艺,戏剧就是有这样的魅力,让我们写戏成瘾。演出落幕,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当此际,掌声和褒奖混响,金钱与权势黯然,我总会为之动容。这不仅仅是对创作者劳动最好的回报,也洋溢着一种戏剧艺术特有的崇高。我愿为这份崇高而献身。

      (作者:郭启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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