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胞衣埋在了黔南都匀。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生下来便被贴上了“三线子弟”的标签,我们不清楚它会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埋下怎样的伏笔。
小镇沙包堡在四面群山和河流的包围中。出门走上几步,抬腿登山,下河摸鱼。春回高原,映山红开了,化作红彤彤的火烧云,熊熊燃烧着一座座山,蔓延到天边,点亮了我童年的灯盏……
这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一直到14岁。一列从夏天开出的绿皮火车,载着我们一家四口,离开了小镇,彻底而决绝。我没有觉得忧伤,反倒有些雀跃,为这次漫长而兴奋的少年游。一路哐当哐当,三天四夜后,火车在沉寂的深夜戛然刹住,吐出疲惫的我们。黔南沙包堡少了一户王姓居民,鲁南郭城多了一户王姓居民,一些人的命运因此被改变了。
我的父亲回到郭城仅仅8年就病倒了,他与疾病进行着只有他一个人的战斗。作为一个职业医生,他对自己的病情和走向了然于胸,这让他无法像一个无知也无畏的病人一样,漠视和忽略一天天疯狂的疾病。他在清醒中送走混沌,又在混沌中迎来清醒,肉体和精神被反复地撕裂,支离破碎。
父亲的病倒与去世,是一剂催熟剂,我仿佛一夜之间成熟了,比同龄人更早更多地想到了生死问题。陪伴父亲从患病到离开,让我第一次面对一个生命由生入死,而且是我至爱的亲人。我真实地感到了失怙的苦难,以及植根其上的疼痛,这给我的写作打上了苦难和疼痛的底色,也让我推己及人地唤起共情,去关注社会上的各色人等。
这底色无法被淡化,也无法被削减,更无法被消遣。但我终究不是悲观主义者,我在自传式的回忆中捕捉与这个世界的交集,重温我经历的纤尘细埃,在喊痛的同时努力止痛,寻找像云层下的太阳一样的希望和温暖。
二
在路上,我遇见了形形色色的动物和植物,我将它们纳入了风物的范畴。人与它们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有关伦理道德的命题。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种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人也在其中寻找和重构自我的价值与意义。
我写的不完全是它们与人的对立,虽然有时表面看上去它们与人的关系拧巴、紧张,甚至互相伤害,但最终在现实中实现了宽容与和解。它们是人的另一张面孔,它们身上的疼痛,牵动着人的痛感神经,其实它们是在替人承受疼痛。它们貌似习惯了来自人的伤害,选择了逆来顺受,然而在它们身上,有着属于人的更宏大的主旨,更深刻的思考。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生命,是优胜劣汰的幸存者,顺应自然或生或灭,有的活不过人,有的比人长寿,论珍贵和精彩却丝毫不逊色于人。写它们,仍然是在写我自己,写本性,写思想或者人格,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近几年我关于青藏高原的游历和写作,起源于黔南沙包堡的夜晚,露天悬挂的黑白幕布开始了我对西藏最初的启蒙。《农奴》是当时我看过的唯一与西藏有关的影片。我从未想过遥远的西藏和生活在那片高原上的人们会与我有关,有一天我会走近他们。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西藏竟然与我发生了联系。我的身体内似乎埋下了一块磁铁,吸引我去寻找带着钢铁光芒的西藏。
我第一次攀着青藏高原的阶梯,来到日喀则采访山东援藏干部,除了高原反应,还是高原反应。我走马观花地看了她神奇的景致、神秘的文明,平生第一次在壮美的山川和宽广的心胸中感受到了真正的远方。当我体验到自己的生存极限只是藏族同胞的生活日常时,我渐渐地理解了这儿的人们,以及蕴含在他们骨子里的人性之美。我发现了西藏的神圣。
我一次一次地走进她,搭起一座云上客栈。她仿佛空无一字的宣纸,而我似一滴淡然若无的墨汁,跌落其上,慢慢洇染和渗透,洇成好大一片。我渴望更多更深的了解,渴望像笨拙的土豆沉入土地,亲近这片高原与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用心用力写出与众不同的他们,写出雄浑高原滋养的藏族传统文化,写出藏族同胞内心深处的质朴、坚定和力量,写出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文明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三
是时间串起了我的写作。
世间万物,包括人,都被时间命定,在它的无限中活过了自己的有限,时间才是唯一的主人公和胜利者。它附着和寄生在所有具体形态上,因此,它似乎变得可观可听可感可触可摸。
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了时间的横断面。我仅能凭借我的经验和记忆,在写作中选择过去,我似乎无力攥住现在,也不能预言将来。我在追忆、回望和惦念中怀旧与挽留,最终发现不论我写什么,写的都是活在时间中的自己。
我想起了我们家最古老的五斗橱,它是我的父母结婚的信物,比我的年龄还要大。它两边对称的抽屉像幽深宽广的暗道,藏着时间的秘密。就在左边抽屉的某个角落,躺着一只手表,它铁质的时针与分针永远缠绵重合在了十二点钟,像两滴默契地融合的眼泪。父亲不在了,留下与他朝夕相处的它。手表烙着父亲的体温,死在了时间深处,但无始无终的时间仍像识途的老马,分秒不差、执着忠实地埋头跋涉。
时间的长河中,我只是一滴水,顺流而下。是写作帮助了我,让我在时间的标记和界定中,收集起散落一地的记忆碎片,重新拼贴、黏合、打磨,还原过往。我重塑时间,拒绝遗忘,愿我的写作像珠玑,照亮时间深处的暗淡。
(作者:简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