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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5日 星期三

    争分夺秒,守护生命线畅通

    ——走近疫情下的上海120急救人员

    作者:本报前方报道组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5日 04版)

      “金沙江路与怒江路的交叉口发生交通事故,赶紧上车!”接到手机里发来的任务单,肖悦宁第一时间告诉同事顾仁杰和张威。记者低头看了下时间,此刻是20时20分。疫情之下的上海,救护车疾驰在空旷的街道上,没有了平时急促的警报声,只有蓝色的灯光在不停地闪烁……

      本轮疫情中,作为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的急救工作人员,肖悦宁与同事们争分夺秒,奔波于事故发生地、病人家中和医院急诊室,守护着急救生命线的畅通。他们见惯了生死,却始终满怀对生命的敬畏;他们既苦又累,却一直在咬牙坚持——“把病人尽快送到医院,我们心里就踏实了”,是他们身为急救人员最朴素的想法。

    “见惯生死,我未曾麻木”

      20时25分,仅用了5分钟,救护车就赶到事故现场。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地上,头部右侧和脸颊上满是血迹,一辆电动自行车横躺在路边,交警和几名路人守在一旁。有着丰富急救经验的顾仁杰凑到他跟前说:“伤口蛮大的,侬吃了多少酒啊?”“一瓶黄酒。”男子答道。肖悦宁赶紧取出急救包,对伤口进行消毒包扎。

      伤者被抬上救护车后,肖悦宁测量了他的生命体征,然后对着驾驶室喊道:“基本正常,有点轻微脑震荡,走吧!”20时49分,救护车驶入离事发地最近的普陀区中心医院。10分钟后,伤者进入急诊科接受治疗。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任务单又来了。“我是急救医生,正在路上,病人什么情况?”肖悦宁在电话里问。不一会儿,她放下手机,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病人癌症晚期,呼吸没有了,可能只是去开个死亡证明。”

      来到病人家中,肖悦宁用心电监护仪做了生命监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都是一条毫无生命迹象的直线。她摇了摇头,下楼上了救护车,将死亡证明材料一项项填好。没多久,死者家属也来到救护车上。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的那一刻,这位家属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悲伤,眼泪夺眶而出。肖悦宁没有说什么,小心地递上一张纸巾。

      “疫情期间,很多小区出入不便。之前都是由医院负责开死亡证明,现在为了方便居民,急救中心把这项任务暂时担起来。”作为一名95后急救医生,自4月1日起,肖悦宁就和同事们住进酒店封闭管理。“昨天白班12个小时,今天上午加班4个小时,今晚12个小时夜班,明晚还有4个小时加班。”她向记者介绍这几天的排班情况。

      “前些天爸爸过生日,我都忙忘了。等发现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前段时间,肖悦宁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但迟迟没有寄出。肖悦宁在信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你们常问我,工作这几年有没有因为见惯生死而变得情感麻木。这次疫情之后,我可以回答你们‘没有!’见惯生死,我未曾麻木——相反,我会勤勉拼搏,矢志不渝!”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顶上”

      晚上10点,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

      “喂!您好!是您叫的救护车吗?”肖悦宁看着任务单,拨通了对方电话。电话那头,是普陀区古浪苑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让肖悦宁不得不提高嗓门:“我是随车医生,已经在路上了,请问患者什么情况?”

      “患者是高龄老人,87岁,在家突发抽搐、呕吐。”肖悦宁放下电话后告知大家。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的运行压力陡增。民众日常急救、阳性感染者转运、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急救保障等需求叠加,导致急救业务量大幅增加。“整个救护中心,从上到下一直在超负荷运转——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顶上。”说完,肖悦宁将目光投向车窗外,若有所思。

      10分钟后,救护车到达古浪苑小区。这是一个大型居民区,车子七拐八拐,最终停在患者所住的单元楼下。大家带好急救设备,一路小跑上到三楼。进入室内,只见病人正躺在客厅的简易床上,双眼微闭,呼吸有些急促,老伴儿则在一旁忙前忙后。

      “血压和心跳正常,体温39.5℃,发烧了。”看着体温计,肖悦宁眉头一皱。顾仁杰赶紧为老人进行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还好,阴性”。张威随即与社区居委会沟通,在确认不需要转运单后,三人小心翼翼地把老人抬下楼,安放在救护车内。在此期间,老人再次呕吐,清理干净后,肖悦宁给老人输上了生理盐水。

      不一会儿,救护车在普陀区中心医院发热门诊前停了下来。三人用担架把老人抬到诊室,又同医护人员办理了交接手续。

      此时,已近深夜12点。

    “多节省一点时间,就能多挽救一个生命”

      “穿上防护服很热,中间还不敢吃饭、喝水,要尽量保证4小时后再换防护服,而且换起来步骤严格,也需要时间。若是碰上病人住的楼层高,一趟下来就精疲力竭了。”顾仁杰告诉记者,目前救护车的需求量已经大幅下降,但还是要超过平时的两倍,“多节省一点时间,就能多挽救一个生命。”

      平时,人们有紧急需求时才会拨打120,可是疫情期间,患者如何出小区到医院都成问题——没有交通工具怎么办?只能叫救护车。特殊时期,顾仁杰他们也会遇到特殊状况:“起初,有的医院要消毒无法接诊,有的医院没有空床位,我们只好带着病人挨个医院跑。有的病人拨打120,将自己的病情描述得很严重,结果我们跑过去一看,只是手指被划破了……其实,这些会影响救护车资源的周转率,从而影响到真正需要用车的病人。”说到这里,顾仁杰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顾仁杰和张威都是1983年生人。早在3月12日,面对不断增长的急救需求,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就启动了紧急预案,成立了党员先锋车组,全员参加备班。“其实那时,大家已经超负荷工作了很多天,可是考虑到市民的就医需求,我们还是把工作扛了下来。”顾仁杰介绍,4月初,上海全市120急救电话的来电量持续超高位运行,单日来电量连续数日超过9万个,达到平时的12倍。根本排不过来的任务单,让每个人的神经都时刻紧绷着,不敢放松。

      此刻,肖悦宁来到休息室外,摘下口罩一屁股瘫坐在台阶上。昏暗的灯光下,她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嗓子快冒烟啦!”拧开一罐红牛后,她一口气喝了个干净。“太累啦……可有些事情总要有人来做,你不做,就要别人受累。”她一字一句说得很认真。

      深夜12点半。给救护车消毒完毕,肖悦宁和顾仁杰、张威换了一套防护服。“一位97岁的老人呼吸困难!”接到一单新任务后,他们又出发了……

      (本报上海5月24日电 本报前方报道组记者靳昊、颜维琦、张蕾、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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