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村发展轨迹的真切书写

  拿到这部长篇小说，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小说那不无特别的命名方式。所谓“川乡传”者，当然是要以长篇小说的方式为四川的乡村树碑立传的意思。或许与乡村社会特定的存在方式有关，举凡关注表现乡村生活的当代长篇小说，大多都会集中聚焦某一个具体的村庄。比如，柳青《创业史》中的蛤蟆滩，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清溪乡，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鹿村，贾平凹《秦腔》中的清风街，更有甚者，如赵树理的《三里湾》或者贾平凹的《古炉》，干脆就把村庄的名字直接征用为小说的标题。从表面上看李明春似乎只是要集中笔力书写表现带有突出地域色彩的四川乡村故事，但其实，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他的艺术“野心”绝不仅仅只是要写出賨人谷这样一个四川渠县的乡村故事，而是要借助对賨人谷这一具体“麻雀”的描摹，进一步辐射表现整个中国的乡村世界。

  作为一部试图对乡土生活做深度透视的长篇小说，整部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从最早包产到户的1979年，一直写到了晚近一个时期的精准扶贫，四十余年来中国乡村社会所发生的那些重要历史事件，诸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外出打工、免征农业税、精准扶贫等，都进入了作家的视野。就此而言，说《川乡传》较为全面地书写了中国乡村社会四十余年的生活变迁，当不为虚言。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对包产到户的艺术表现。

  《川乡传》中关于包产到户的书写，是从一场非同寻常的乡村葬礼写起的。借助于曾杨氏后事曲折的处理过程，李明春巧妙写出的正是社会政治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比如，小说中尽管曾杨氏的女儿为了母亲的葬礼已经寄回了三百斤粮票、五百元钱，但最终结算的结果，却还倒欠生产队二百多斤粮、四百二十元钱。面对如此状况，主人公欧阳生给出的解决方式是，谁要占曾杨氏空下的位子，谁就必须得同时承担相应的债务。值此关键时刻，繁琴抢着替犹豫的母亲应下了这笔看似沉重的债务。繁琴之所以不惜承担重担，也要去占据曾杨氏空下的位子，正是为了解决母亲戴维娅的基本口粮问题。而这，正暗合了李明春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长期思考：“抨击‘大锅饭’，我以为不能只盯住工分，要看见根子在分配……即使过来人，回望历史，断不能仅仅回首一瞥，容易偏见，应转身直面历史，看透风尘，从历史积淀中打捞真相，如实呈现事物的前世今生。”毫无疑问，正是在如此一种真切而坚定的理性思考的强力支撑下，李明春在《川乡传》中的前三分之一部分对包产到户这一历史事件展开了入情入理的艺术书写。

  时过境迁，反身回望这段历史，一方面缘于国家政策层面上的英明决断，另一方面，更因为切合了如同賨人谷那样的普通农民解决吃饭问题的迫切需求。李明春不仅有着长期的乡村生活经历，还曾担任过农村基层干部，所以他不仅能够从理性上深刻认识到基本口粮问题与包产到户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能够从世道人心的角度写出这一历史事件的必然性。然而，从更为阔大的历史语境来看，当年为人心所向的包产到户，所解决的是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温饱之外，乡村的下一步又该走向何处？这仍然是李明春所关注的问题。《川乡传》对乡村发展轨迹的真切书写，所传达出的思想内涵，就是对未来的中国乡村与农民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的关切。

  （作者：王春林，系山西大学教授，《小说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