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

  苏轼晚年被贬为琼州别驾，谪居海南三年，主要生活在儋州，现在的儋州中和镇。这时他有两大意愿：遍和陶诗、完成“海南三书”。

  （一）重陷痛苦再度自我超然。苏轼在惠州得知再贬海南，给王敏仲写信，说自己垂老投荒，难以生还：“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与王敏仲书》）他视海南为畏途，从琼州前往儋州途中登儋耳山，有诗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行琼儋间》）到儋州后，上《到昌化军谢表》说：“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62岁的他，痛苦比贬黄州、惠州时更甚，身居海南，为大海隔阻，不知何日能够北归。

  苏轼最初的痛苦更多缘于精神，未到海南，先在精神上有了令己哀伤的感知，随后是真切的生活艰难。初到海南时，他有信给雷州太守张逢，说海南荒凉萧条，自己日就灰槁。并告诉程儒秀才，说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好吃肉的他，“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闻子由瘦》）；好饮酒的他，把随身的酒器卖了换取生计所需的衣食，唯独留了一只心爱的荷叶杯把玩。

  苏轼自我调适，善美食的他把百姓家常的薯米做成“玉糁羹”，味道奇绝；把煮着吃的生蚝，烤着吃，鲜美极了，写了《老饕赋》，说吃的快乐；自己酿了“真一酒”，写了《真一酒歌》，说酒的陶醉。实在没吃没喝，则用“龟息法”静养。本和儿子苏过像苦行僧的他，随缘委命，把苦日子过成了养生之道。这时当他环视天水无际凄然自伤时，转而想到，海南在海水中，大陆亦为大海环绕，“有生孰不在岛者”（《试笔自书》），心下释然。不再有“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馀”（《儋耳山》）的怨愤。苏轼的乐观旷达，在这样的日子里获得升华，重陷痛苦后再度自我超然。

  所以苏轼遇赦北归时，不禁说道“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吾心安处，海南亦是故乡。并在离开海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里吟着，“苦雨终风也解晴……天容海色本澄清”，面对曾经让他惶恐难安的海南，深情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谪居海南，苏轼北归之际有这样的人生快意，是让他在海南饱受苦难的人实在想不到的。

  （二）师渊明之雅放，遍和陶诗。苏轼贬黄州躬耕城东的山坡时，想在黄州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最仰慕的是东晋九江的陶渊明。他那时填了一首《江城子》，词序说：“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陶渊明的《游斜川》诗说“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这是陶渊明归田乐隐后的追求，苏轼说自己躬耕东坡，筑居雪堂，犹若陶渊明的斜川之游，故在词里表白“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他视陶渊明为人生榜样，躬耕而远离世俗。但他身为贬官，并非真能与红尘告别。

  苏轼对陶诗的评价很高，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子由书》）。他最爱的是陶渊明的生活，在黄州时隐栝《归去来兮辞》成慢词《哨遍》，在海南则有《和归去来兮辞》。陶渊明自问“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苏轼则自问：“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一个“安”字，透出他欲归不得的无奈。他在这篇和辞里说的“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是他自黄州就有的遍和陶诗的意愿。他遍和陶诗，依循通则有形式上的认同或模拟，诗的内容却是自我的海南生活和风情。权以谪居为隐居，尽管他做不成真正的陶渊明。

  苏轼在海南亲见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写了《和陶劝农六首》，鼓励百姓农耕，不要游手好闲；希望改变男坐女立的旧俗，男人也当劳作；劝说百姓有病看医，不要请巫师杀牛祈祷，他自己好采些草药，为百姓治病。在与百姓朝夕相处中，他表达了“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即汉黎一家亲的民族融合思想。他曾想兴学，去看过儋州城东的学堂，写了《和陶示周掾祖谢》感慨“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他的和陶诗最后编成《和陶集》，实现了遍和陶诗的愿望。但不同的生活与思想表达，他的和陶诗与陶渊明的诗终究是两种风格，苏轼的这些诗达不到陶诗平淡静穆的境界，但他诗中彰显的才学和社会关怀，则为陶诗所不及。

  元符二年（1099）元宵节，苏轼与儋州的几位老书生夜游，归来已是三更，苏过鼾声正酣。苏轼忽然放杖而笑，在海南享受这样美妙的夜晚，是“得”还是“失”呢？这时，他真像随顺自然的陶渊明。

  （三）了得“海南三书”瞑目无憾。苏轼在海南创作的大量诗文，包括和弟弟苏辙、儿子苏过的唱和诗，后来结集为《苏文忠公海外集》，但在这部集子里，没有收入他始于黄州，在海南最终完成的“海南三书”或说“经学三书”，即《易传》《论语说》《书传》。相对三书，和陶诗似乎显得无足轻重。

  苏轼曾对许多友人一再说过“海南三书”，其中对滕达道说，了得三书，有益于世，瞑目无憾。元符三年（1100）七月四日，他北归时从海康乘船去合浦，遭遇连日大雨，水无津涯，船行海上，苏轼“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过子在傍鼾睡，呼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书合浦舟行》）。后来他在临终前把三书托付给门人钱济民，说三十年后一定有懂得这三部书的人。这和孔子修《春秋》说的“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有点相似。

  苏辙在苏轼墓志铭里说，父亲苏洵晚年读《易》，作《易传》未完，弥留之际嘱苏轼续完。苏洵作《易传》始于嘉祐五年（1060）52岁时，那时已作得《易传》百余篇，但58岁卒于汴京时未能完成。苏轼流泪受命。苏轼贬黄州时，先成《易传》，再成《论语说》，他在黄州给文彦博的信中，说自己完成了《易传》和《论语说》。此后《书传》成于海南。但他晚年又反复说在海南了得三书，只因《易传》和《论语说》在海南修订，最后定稿。《论语说》明代后失传，今有辑佚本传世，所辑佚文甚少。《易传》有其父苏洵的贡献，难分彼此，后世或称《苏氏易解》即为此。

  《书传》的仁义思想最值得关注，苏轼虽说受道、佛的影响很大，特别钟情于庄子，但面对社会治理，苏轼主要还是受儒学的深刻影响。他在《书传》里批评老庄申韩，提出人当积学以成仁义；批评韩愈在维护儒学道统时，有论理不精的毛病；批评俗儒对周召公用刑说的误解，说召公的意思在慎刑慎罚而不是鼓励刑罚。这些与苏轼早年的思想一致。他22岁在汴京参加科考，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阐发了《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为重”的思想；后谈社会治理的九字方略：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均以仁义为核心。《书传》这一思想的表达，让人们看到苏轼在北宋也是儒学道统的坚定维护者。当然，《书传》的经学思想远不限于此。“海南三书”在南宋就很有影响，朱熹说苏轼解得好，简洁而不失文势；著有《直斋书录解题》的陈振孙说他的见解卓然。与“海南三书”相向而行，苏轼谪居海南还写了一些史论，论人论事，表明他对历史和人生的诸多思考。

  苏轼的“海南三书”代表了他经学的最高成就，后人溺爱他的诗文，三书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不过，“海南三书”价值总在，在经学上自有它们不可磨灭的意义。

  苏轼北归，留给海南至今闪烁着光彩的“东坡文化”，还有海南对他的永远怀念。

  （作者：阮忠，系海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