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与山水美学的建构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确实，在晋宋之际，自然山水已从此前的比德兴情转而虚灵化、情致化，成为审美的客体，山水诗、山水画、山水文的集中涌现，从创作实践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蔡英俊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以及萧统的《文选》，彼此之间的论述构成了所谓的‘同时代人’的历史意识。”（《游观、想象与走向山水之路》）就山水审美来说，这种“历史意识”即是对自然山水进入审美视野的思考，亦即对山水美学的建构。相比于刘勰、钟嵘的讨论着眼于理论层面而为大家所熟知，萧统以编选作品的形式所做出的努力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萧统《文选》在多个层面体现了对山水文学的重视，最为明显的是在诗歌分类中列入“游览”“行旅”两个大类，选录了数量不菲的山水诗作。先看“游览类”，共选录11人的23首诗，分别是曹丕1首，殷仲文1首，谢混1首，谢惠连1首，谢灵运9首，颜延之3首，鲍照1首，谢朓1首，江淹1首，沈约3首，徐悱1首。除曹丕《芙蓉池作》外，所选均是晋宋以来对山水进行“持续正面书写”（萧驰语）的作品。即便是《芙蓉池作》，小尾郊一也认为“开了后来山水诗的先河……置于‘游览诗’的开头，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殷仲文入选之诗为《南州桓公九井作》，是随桓玄游览安徽当涂九井山后的作品，“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以下六句，写景中融入个人情感，与其时盛行的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拉开了距离。谢混入选之诗为《游西池》，其中“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是备受称道的写景名句。沈约称“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宋书·谢灵运传论》），足见二人是玄言诗向山水诗过渡中的关键人物，萧统选入《文选》的这两首诗，恰恰是他们描写山水的代表作品。“从中所能看到的，是脱离过去在孙绰、许询的诗中所能看到的那种抽象地阐说玄理的方向，明确地转向具体的描写。抽象的玄理描写一旦去除，留下来的就必然是具体的山水描写。”（《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更为重要的是，此类收录谢灵运的9首诗，历来皆被视为其山水诗的精品，此不具论。

  再看“行旅类”，该类共收录11人的34首诗。分别是潘岳4首、潘尼1首、陆机5首、陶渊明2首、谢灵运10首、颜延之3首、鲍照1首、谢朓5首、江淹1首、丘迟1首、沈约2首。除潘岳、潘尼和陆机外，其余诸人之作均属于晋末以来“山水方滋”时的产物，多数作品都对山水进行正面书写。潘、陆之作固然主要刻画的是行旅途中之忧虑，景物描写也是出于感物兴情的需要，但他们的忧虑不再是如吉川幸次郎所说的“由于意识到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悲哀”（《推移的悲哀——〈古诗十九首〉的主题》），笔下的风景也不再是游仙、招隐等行动中想象的风景，而是个人行走在路上亲身体验的山水，体现了生命的律动。至于谢灵运的行旅诗作，则逐物推迁，怀新寻异，山行水涉，处处皆景。自他以后诸人入选的作品，多数已是典型的山水诗了。由此可见，萧统在编选《文选》时，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山水诗”的概念，但在“游览”“行旅”两大类中已大量选入了山水之作，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声色大开”的时代风潮。

  在“游览”“行旅”两大类之外，《文选》收录的其他类别诗作中，还有不少可视为山水诗。萧驰认为：“‘山水’之美在为晋宋诗人再发现之后，逐渐渗入了游览、送别、去离、衙署、闲情、行旅、登临、怀古、思亲、游仙和边塞等诸类题材。”（《诗与它的山河》）确实，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对山水之美的描写，已渗透至很多题材，萧统等人在编选时未能尽数纳入“游览”“行旅”类中。如“赠答”类的一些作品实际上是绝佳的行旅诗，也是典型的山水诗，“像谢朓的名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事实上是‘行旅’之作，诗题《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也是典型的行旅诗，但因为加上‘赠西府同僚’遂被置于赠答类。像谢惠连的《西陵遇风献康乐》，其‘屯云蔽曾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符号~]，积素惑原畴。曲汜薄停旅，通川绝行舟’，写行旅也极阔壮，却还是属于赠答之类。”（王文进《南朝山水与长城想象》）此外，“赠答”类收录的谢灵运《登临海峤初发彊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实际上是有大量山水描写的游览诗；《酬从弟惠连》属于典型的赠答诗，“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则是谢灵运的写景名句。又如“杂诗”中的一些诗作有极佳的风景描写，也可视为山水诗，谢灵运《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谢朓《直中书省》《观朝雨》《郡内登望》等均是。“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朔风吹飞雨，萧条江山来。”“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无一不是脍炙人口的写景名句。其实，如果将这几首诗置于“游览”类，亦无不可。这固然说明了《文选》在分类时确实存在如章学诚所说的“淆乱芜秽，不可殚诘”（《文史通义·诗教下》）的弊病，但也从侧面印证了萧统等人对山水美学的关注，即使在赠答、杂诗类中也选入了大量描写山水的作品。

  此外，《文选》中的公宴、祖饯、游仙、招隐几类也值得关注。公宴一般是皇室或王侯召集文人在园林或城市近郊游玩、宴饮、赋诗，祖饯则是朋友间祭道饯别。二者相近之处在于，身处自然环境之中，不觉游目骋怀。如曹植笔下的西园，“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公宴诗》），一片鸢飞鱼跃、活泼泼地景象；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首四句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虚写零陵之景，气象阔大，兼有故实，“语似有神助”（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七）。可见，无论是公宴，还是祖饯，在抒写欢情或别情时，往往立足于眼前的自然，进行描写，并且描写得很出色，此类作品历来皆被视为山水诗的重要源头。至于游仙、招隐两类，小尾郊一、顾彬、王国璎等在研究自然观或山水诗时，都曾将其作为自然山水诗的萌芽。萧统在编《文选》时，设立这几类，保留了不少山水描写的诗作，对山水美学的建构也不无助益。

  萧统在赋作的编选上，也是有意识地收录模山范水之作。纪行赋、游览赋两类“具有移动地描写在游览与行旅时亲眼所见的自然的特色”，常被视作山水文学的先驱。尤其是《游天台山赋》对天台山景致和游览过程的细致刻画，正是时代审美风潮的展现。其他如江海赋、物色赋、鸟兽赋等类别中所选的作品，不乏对风云雨雪、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的描写，“这种试图细腻地描述自然物的写实性倾向，却大大打开了人们鉴赏自然美的眼界。”（《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文选》收录这几类赋作，无疑也体现了对山水美的关注。

  （作者：赵厚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