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伯荣先生与《现代汉语》教材

  【光明书话】

  黄伯荣和廖序东两位先生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现代汉语》教材（以下简称“教材”）的编写上。“教材”出版40多年来，培养了千千万万学子。去年正逢黄先生诞辰100周年，“教材”已出版了修订六版。为实现黄廖先生遗愿，还同时出版了“教材”精简本。至此，“教材”一共发行了1000多万册。

  我认识黄伯荣先生始于1954年，当时我在北大中文系学习，黄先生随王力先生从中山大学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毕业时，黄先生随同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中文系的杨伯峻先生等支援兰州大学，离开了北大。

  “文革”结束后，大学复课招收新生，大家感到需要编写新的现代汉语教材，各校或几个学校联合纷纷自编教材。在此情况下，教育部倡导联合各校力量编出高质量的教材。黄伯荣、廖序东和张静、刘世儒等先生发起众多高校来共同编教材，我有幸参加黄伯荣和廖序东先生牵头的编写组。

  追随黄廖先生几十年编教材，除自己得到很大的提高外，我也深深体会到黄廖先生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现代汉语》教材之所以获得多种荣誉和奖励，成为学习现代汉语大部分师生采用的教本，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支过硬的编写队伍

  要编出一部优质教材，单靠个人力量是很困难的。无论从能力和经验以及知识看，一个有奋斗精神的集体肯定是编好教材的重要条件。在开编筹备时，黄先生就力主邀请尽可能多的人，组成一支编写队伍。只要从事过汉语教学，有一定工作能力和经验的同志，都可以参加，既没有门派，更没有与编教材无关的限制条件。

  为了更好地发挥队伍作用，还根据各人的专长和爱好，分别参加不同章节的编写。大家都有动手的机会，也有互相切磋的氛围，最后选取写得不错的稿子，再反复修改、博采众长，结集成试用本。在试用基础上又进行修订，成为1980年教育部组织的全国20多位知名专家的审订稿，最后才出版正式教本。

  黄先生和廖先生作为主编，他们善于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往往一些重要的问题，都要提到编写会议上讨论，如语音部分是否要讲音位问题，怎么讲，语法部分如何吸收三个平面的知识，怎么安排让它融入教材，等等。有时争论不决，但黄廖先生从不把他们的意见强加于人。黄先生对有些问题甚至采取投票的办法，用“吾从众”的方式统一意见，决不搞一言堂。

全身心投入教材编写

  一件事情成功与否，同干事的人，特别是领导者全身心投入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密切相关。“教材”之所以受到好评，取得成功，同黄伯荣先生全力以赴，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分不开。

  黄廖先生一直从事现代汉语教学，他们不仅有深厚的理论修养，自己也从事过教材的编写。所以拟定的编写方针很明确，“教材”就是教材，同学术著作不同，同个人的著作可以张扬个性更不同。它必须要学生好学，教师好教，能解决语用中的实际问题。这就要充分考虑学生传统教学中的汉语知识基础，知识要力求平实稳妥、实用，术语名词和分析方法尽量与中学原有知识体系衔接，才便于大家接受。

  要编好教材，了解使用情况，培养提高教师的水平和正确发挥教材的作用，一种很好的办法就是，组织使用教材的教师和有关专家及编者，共同召开教材的培训和研讨会。这样的会黄先生几乎每年假期都要召集，不仅他和专家亲自讲课，还让大家就教学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开展讨论，以提高广大使用教材的师资水平，也让编者感受教学第一线的实际，为教材修订准备条件。所以凡参加的人都有收获，都感到满意，自然也提高了教材的知名度，扩大了使用量。

发挥教材社会效益

  1980年7月21日到8月3日在青岛，教育部组织吕叔湘、周祖谟、张斌、张志公、朱星等全国20多位著名专家审读教材后，正式出版发行量与日俱增。但黄先生考虑这是全国的通用教材，在地方出版社出版发行会受到局限，所以决定到北京找出版社出版。当时我正主持语文出版社工作，黄先生希望由语文出版社出版。我问与甘肃人民社商量没有，黄先生说甘肃方面极力留住“教材”在兰州出版。我考虑到甘肃人民社在当年教材编写以及后续出版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应适当考虑他们的要求。黄先生从“教材”今后发展考虑，态度坚决。他专程来北京，住在我们单位招待所，专门同我商议教材出版事宜。我们反复讨论，语文出版社虽可以名正言顺出版这部发行量很大的“教材”，但语文社毕竟不是出版教材的专业出版社，不一定能把这件事办好。于是，我提出和黄先生去高教社谈谈再作决定。先生从高教社回来很高兴，我们提的条件高教社都同意了。“教材”由高教社出版后，果然影响力和发行量大增。

  随着形势发展和教改的深入，用教材的学生也从本科到专科，从中文扩大到其他如新闻、文秘等专业。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规定的学时也有很大差异。于是不少学校提出，能不能请黄廖教材编者再编一本精简本，便于本科之外的其他专业学生使用。可以告慰先生的是，黄廖本教材的精简本，经大家努力，前年正式出版了。

精诚合作编教材

  主编是教材编写的主心骨和把关定向的领导者，“教材”能顺利编写成功，两位主编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亲密无间的合作，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黄伯荣和廖序东先生合作共事的精神，就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发扬。

  黄先生是一位不拘小节而大大咧咧的人，在学术上他能坚持自己的主见，在学术研究中思想十分细密周严，但在为人处世中一般不计较小事。廖序东先生德高望重，是一位与世无争的长者。两位主编都待人亲切随和，事事与人平等协商，有谦谦君子之风。这就形成了他们在长期的教材编写中，真诚合作、互敬互谅的风格，给广大编者树立了团结合作的榜样。

  我和两位主编零距离接触，始于1980年。当时要修订试用本，为教育部7月在青岛召开专家审稿会做准备。黄先生召集吴天惠、胡安良和我三人到兰州，同兰大中文系一些同志一起工作。黄廖两位主编已就试用本中发现的问题梳理出一份清单，我们去了先参加对这些问题的修订讨论，主编定出修订的原则和具体的要求，我们分头进行落实，然后送主编审订。我亲身感到，讨论时虽由两位主编主持，但廖先生一般请黄先生做主，他们互相很敬重、客气。大家通过两位先生的言行，学到了在学术上如何发扬民主，充分听取不同的意见，在工作中如何关心晚辈，帮助他们提高水平增长才干。我想，真正的大学者和好老师，大概也就是这样吧！

  （作者：李行健，系黄廖本教材领导小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