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

  【新闻人物】

  继近年来推出《人世间》《我和我的命》等作品后，作家梁晓声又推出长篇小说新作。

  “电视剧《人世间》的主题曲，有一句让我印象深刻。它说，人的一生像雪花，飞很高，又融化。我要在自己‘快融化’的情况下，看看还能做点什么。”在梁晓声新书《中文桃李》媒体见面会上，他的一席话，将人们引入了他的文学世界。

《中文桃李》，一部献给中文系学子的书

  《中文桃李》，以中文系新生李晓东和徐冉在去大学的火车上初遇并产生冲突为开端，由此展开了一幅“80后”大学生求学、奋斗、安居、寻找生活真谛的画卷。

  为何选择中文系学子？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文是非常风光的一个专业，才子才女云集。一个学校如果没有中文系，那如何得了？而且如书中所写，那时候的学子们爱办刊物。后来，中文系逐步边缘化。当我书中的主人公们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梁晓声谈道。

  遇冷的专业，毕业生才会和社会产生碰撞。

  “中文不仅是一种认知能力，也是一种从业能力，在社会上接受校验时，学子们会产生一些困惑，会有自己的思考。”梁晓声说。

  那么，中文系学子的困境，折射的是文学的困境吗？

  在梁晓声看来，文学从来没有过困境，因为“文学从来都是少部分人的事业”“文学的困境不是人类所有困境中多么严峻的事情。”

  在《中文桃李》中，梁晓声塑造了一个“自己”——在大学中文系授课的“汪先生”。

  “这个角色的经历完全来源于我自己，因为我在北京语言大学教书。书中所讲的内容也是我在课上讲过的，比如谈论电影《出租车司机》，探讨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引介罗丹的雕塑《人马》，探寻它们于人类有没有一点儿意义。”梁晓声回顾。

  书中确有不少“梁晓声”的见解。如“近代的人类社会有一种最广泛的资源，是权力和金钱根本无法全部垄断的，那就是文化，而文学是文化现象生动鲜活的部分之一”“文学从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余留’给普通人的可再生资源”。

  “为我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始终是一个心念。《中文桃李》完成了这一心念。”梁晓声说。

以小人物写大时代

  梁晓声擅写大时代，尤其擅以小人物展现大时代。

  早年的知青小说通过青年写“上山下乡”，及至《人世间》以周氏家族命运写改革开放与时代变迁，技巧已炉火纯青。

  这一次，在《中文桃李》中，男女主人公从考上大学、离开家乡，赴省城读书，到成为“京漂”，再到最后明白生活的真谛选择回乡，情节铺展背后，写的是当代青年人必须面临的“户口”“房价”等现实问题。

  “我觉得小说家眼中要有很多事情、很多现象。回头看文学史时，好多优秀的小说家都如此。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如此，包括雪莱、拜伦、海涅在内的诗人也如此，他们从来都在视自己为作家的同时，又视自己为知识分子。”梁晓声说。

  除了小说创作，梁晓声的散文写的也多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

  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小人物走过大时代》里，他笔下的“小人物”得到了集中展现：病弱或无业的兄弟手足；相识或不相识的打工人；留守乡村、靠自身努力获得微薄收入的农人……然而无一例外，他们身上都有善良的品质，所以又显得高贵。

  “我写过杂文，出版过《九三断想》《凝视九七》《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书籍。对于这种跨界，我很坦然。我把写作这件事定义为时代记录员。”无论作品形式怎样变化，梁晓声对人生的悲悯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未曾改变。

写小说没有那么了不起

  在《中文桃李》中，梁晓声借主人公李晓东和徐冉讨论之机，提出了一个问题：生活可以分为歌类的、诗类的、散文类的、报告文学类的、史诗类的，那么主角们的人生，属于哪一类呢？

  徐冉选择的答案是“报告文学类”。

  梁晓声在书中解释，那是因为她虽然考入了省重点大学，但是她出身寒门，是“大地的女儿”，容不得生活中因浪漫而有任何闪失。

  梁晓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同样也是“报告文学”。这缘于他少时家庭困难，父亲常年在外省，母亲体弱多病，家里还有一个常年要接济的生病了的哥哥，生活来不得半点浪漫。

  “我已经70多岁了。70多年的岁月走过之后，对人生已经有超然的态度。我现在常常在想的问题是，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想来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如过眼烟云。”梁晓声谈道。

  在《中文桃李》最后，梁晓声调侃了一把自己。

  作家“梁晓声”要赴主人公们所在的城市讲座，李晓东对此充满不屑——“那个梁晓声嘛，他如果也像我的冉一样，经常转移于生死二场，估计就不会再到处卖他那贴狗皮膏药了……”

  为何调侃自己？因为梁晓声认为写小说没有那么了不起：“我们这些人读了一些书，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太看重自己了。我们装出深刻的样子，话也不好好说了，小说就变得晦涩了。其实，写小说没那么伟大，文学只是在启蒙的时候起到了推动整个社会的作用。”

  至于写小说像什么，梁晓声打了几个比方，和糕点师做糕点、鞋匠造鞋没有本质区别，“写《中文桃李》是因为，往缸里一看刚好还有两团面，得把它们和完。这是我倒数第二部小说，写完最后一部，我的‘梁记面食铺’也就关张了。”

  （本报记者 韩 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