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梳理古籍遗产 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最近，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作为一个伴随着古籍整理成长的学人，感到很振奋。

  1981年3月，我大学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义乌文化馆从事馆藏四万多册古籍的整理编目，单身一人，面对扑满灰尘的几万册古书，孤单寂寞，开始不免感到有些迷茫。当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给了我很大鼓舞，让我明白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坚定了我一辈子从事古籍工作的决心。通过近三年的辛劳，四万多册古籍的编目工作完成了，我的古籍方面的知识也随之大大提高。1984年9月，我考上了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四川大学的古典文献学博士，做了北京大学的我国第一个古典文献学博士后。1997年1月，我博士后出站后，继续回到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副所长、所长，一直在从事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相关古籍整理著作曾获国家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宋云彬古籍整理图书奖，并有两种著作被评选进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首届向全国推荐的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之列。确实可以说，我从古籍中找到了精神的涵养，古籍整理伴着我成长。

  四十一年后的今天，中央再次出台古籍工作的文件，对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站位更高，措施更有力，也对我们古籍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从事文化遗产整理研究的学人，我想谈一点自己的体会和想法。

系统梳理先贤留存的古籍遗产，打造中国古代典籍大型书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献典籍，浩如烟海。自先秦至民国，历代先贤撰作了浩繁的图书典籍，孕育了多元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是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确实值得我们努力传承和弘扬。然而面对如此巨量的文化遗产，如何找书、读书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代编《四库全书》，收书3462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图书结集。20世纪末，国家组织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收书5213种，规模达《四库全书》的1.5倍。但即便如此，被这两种大型总集所收载的古籍仍不足传世古籍的十分之一（前几年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古籍书目约20万种），由此可见，有待搜集的文献数量仍然十分庞大。试以浙江省为例，据统计，浙江古代著述就达近2万种之多（包括1912年前浙籍人士著作与浙江地方文献），数量比《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的总和还多一倍多。历代有识之士，在浙江文献的搜集整理上，做出过不少贡献，如清代胡凤丹、胡宗懋父子编的《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民国张寿镛编的《四明丛书》，刘承干编的《吴兴丛书》，等等，但都局限于一郡一邑，且有较多的遗漏。本世纪初，浙江大学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为主组织编纂了“浙江文献集成”，目前已出版《沈括全集》《黄震全集》《杨简全集》《卢文弨全集》《朱彝尊全集》《夏丏尊全集》《郁达夫全集》《徐志摩全集》《陈望道全集》等大家全集十多种，但由于涉及新编、标点、校勘等整理工作，进度较慢；浙江古籍出版社则编纂出版了“浙江文丛”183种800册，速度较快，但系统性有所欠缺。另外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组织编纂了整理点校的《义乌丛书》。此外，还有影印的《重修金华丛书》《衢州文献集成》《宁海丛书》《浙学未刊稿丛刊》等。这些丛书的编纂，为浙江地方文献的编纂提供了范例。其他各省市古代著述整理的情况大抵相仿，也都或多或少推出过若干汇编性的中小型丛书。但对留存的巨大的文献总量来说，这些汇编整理工作都还仅仅是局部的、少量的，文献利用不便的问题依然存在。另外，纸寿千年，纸本文献可保存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亟须采取更彻底的可传之久远的解决办法。

  《意见》提出要“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推进古籍文献通代断代集成性整理出版”，为古籍文献的系统性、集成性整理出版指明了方向。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乘势而上，乘势而为，在摸清家底、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各省市分工合作，通过影印、建设数据库等形式，编纂超越《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的更大规模的古代文献丛书，打造中国古代典籍大型书库，并上网向全世界公布，使珍稀图书化身百千，从图书馆走进普通百姓的家里，促进优秀文化的普及和弘扬，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代代相传。

实施文化遗产真迹回归工程，促使流散海外的珍稀文献重返故里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沿海的大门，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步一步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最黑暗的一章。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的探险队也纷至沓来，在搜集军事情报的同时，肆无忌惮地掠取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在陕西、新疆、甘肃、内蒙古等丝路沿线一带，盗取了大量珍贵的古代文物文献。比如，上个世纪初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以唐五代写本为主体的敦煌文献，总数近7万号，但其中的绝大部分（4万多号）却被英、法、俄及日本等国的探险家劫掠而去。又如19世纪末以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晋唐古墓葬群中所发现的写本文献，总数达5万号左右，20世纪初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的北宋至北元时期写本、刻本文献，总数约2万多号，多数也被英、德、俄、日等国的探险家所攫取。如此等等，大批我国珍贵的古代文献被国外的公私藏书机构所收藏，而留在国内的，乃劫余之物，多为残卷断片，诚如陈寅恪所说，“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乃“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劫馀录》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学的全面复苏，推动了流散在海外的古代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以敦煌写本为例，随着《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敦煌秘笈》（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等大型出版物先后出版，流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献绝大部分已公之于世。这些大型图书的出版，为各国学人查阅敦煌文献提供了条件。但由于上述出版物都是按各地馆藏流水号影印出版的，没有分类，编排杂乱，读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更糟糕的是，这些影印出版物大多是黑白图版，印刷效果欠佳，文字多有漶漫不清，原卷中比比皆是的朱笔所作的各种符号，在黑白影印的图版中字迹暗淡，甚至踪迹全无，从而对读者深入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鉴于此，最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持续呼吁敦煌文献文物的回归，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尚难实现。其他流散在海外的古代文献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意见》提出要“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加快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推进古籍重大项目”。建议国家古籍办会同有关部门，分门别类，在做好调研和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分批争取流散在海外的珍稀古代文献彩色照片的回归并授权分类出版，促成其事实上的“回归”。

发掘古代文献中最优秀的文化基因，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人遍及全球，中华学子誉满天下，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也会有迷失的时候。如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如何“实现精神富有”？如何在西方文化的侵蚀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解决“我是谁？我来自何地？要去何方”的文化迷思？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先贤著作中去寻找答案，都需要文化的自信，都离不开精神的支撑。然而中华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各类经典汗牛充栋，这里有一个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意见》提出要注重“古籍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做好古籍普及传播”，都非常重要。我们有必要编纂一系列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普及读物（比如，浙江有关部门正谋划编纂每个县的人文读本，把每个县各自历代先贤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汇为一编；然后在此基础上汇编每个地区的人文读本，最后编纂多卷本的《浙江人文读本》），发掘提炼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中最精华、最经典的部分，让它们从历史文化经典、史乘、文集、笔记、家训中走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接地气，扬正气，激发每一个炎黄子孙，尤其是青少年爱家、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从而真正实现《意见》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总之，我们应该认真梳理先贤留存的文化遗产，深入发掘古代历史文化中蕴含的精髓，消化吸收，推陈出新，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思想能源”。

健全古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古籍学科专业的建设

  现在国家层面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但很多省市却没有相应的机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意见》提出要“加强古籍工作体制建设”“各地要结合实际完善古籍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省级古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只有健全省级古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省级古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国家对古籍工作的重视才能落地生根，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另外，古典文献学学科是古籍整理工作主要依托专业，但国家的学科目录中却把古典文献学依附于图书情报学之下，后者由图书情报学为主导，跟古籍整理工作性质不同，研究内容差别很大。各级政府部门项目评审、评奖也都没有专门的文献学门类，申报或评审时只能附属于图书情报学或历史、文学或语言专业，似乎有一种到处不着边的感觉，严重挫伤了古籍整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意见》提出要“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极其重要。希望能推动有关部门设立独立的古籍整理一级学科，或者把古典文献学从图书情报学独立出来，这样对人才培养和提升古籍学科专业的地位都很重要。

  （作者：张涌泉，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