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创新与新军事变革

  【讲武堂】  

  新军事变革不是设计出来就能自然形成，先进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还要依赖人的行为素质的提高与行为方式的转变，也就是需要一个适于变革的组织生态环境，避免“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结局。实践表明，组织行为是战斗力状态的最直观反映，在没用实战检验的条件下，组织行为优劣是评判各国军队打胜仗的内在依据，是考察新军事变革成效的最直接标杆。

组织行为没有转变，新军事变革就没有完成

  组织行为变革是新军事变革深入骨髓的标志。正如培根《习惯论》指出：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一名军人的命运由其个体军事行为决定，而军队的整体命运则由组织行为决定。

  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先进军事思想落实到组织行为上去，才能实现军事革命。军事革命归结为人和武器的变革，而人和武器结合方式创新最为关键。所谓结合方式就是军事组织，而组织是结构与行为的统一体，其中编制体制是显性的组织结构，容易成为军事革命的重点；但武器革命和体制改革只是军事革命显性的前半部，最终实现军事革命焠变的是隐性的组织行为变革。把培根《习惯论》反映到新军事变革上，先进军事思想是人和武器结合创新的导向和指南，先进军事组织是人和武器结合创新的内化精髓，先进军事行为则是人和武器结合创新的外化表现，是人和武器结合方式革新的具象化，包括决策行为、指挥行为、领导管理行为、协同行为的革新，沉淀为军事革命的优良作风和工作习惯。古往今来，军事上每次体制改革、制度创新都是一场组织结构与组织行为之间的矛盾运动。军事革命缺失组织行为变革，就徒有虚表，清末洋务运动就是典型代表，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无论从编制体制、武器编成，还是照搬照抄的西式训练章程，都是先进的，但舰炮晾衣、脏乱差的小作坊军工生产暴露出没落的封建军队组织行为，说明军队肌体没发生质变。其结果，先进的组织结构被落后的组织行为拖垮，长出体制进步与行为落后的畸形儿，注定失败。可以说，组织行为变革是新军事变革关键一环，而且是实质性一环，是判定变革成败的最显著标杆。

  世界新军事变革实践表明，组织行为创新决定武器革命效能和军队体制改革的效益。当前美军引领的世界新军事变革，最大弱项已经暴露，就是组织行为创新滞后。美军是信息化武器技术革命和联合作战体制变革的引领者，其变革进程是由外而内的推进，先是技术革命，深入到组织变革；组织革命又先是编制体制改革，再落到组织行为变革，从而完成一轮军事革命周期。但伊拉克战争后，美军变革似乎从激进转向渐进，其实是落后的组织行为方式在拉思想解放、技术进步、体制改革的后腿。美国军事转型的发起，也正是国防部长拉莫斯菲尔德看到了联合作战与军队官僚体制之间的矛盾，看到了根深蒂固的军种壁垒和机械的行政化积弊制约着先进企业管理模式的植入和网络中心战改造，但最终其改革遇阻走人。由此可见，就是美军也尚未完成信息化组织行为变革，其所标榜的“成熟的军事转型”是有重大缺陷的，其组织行为变革的破绽一旦为对手发现并利用，将成为易受攻击之窗。

  总之，官兵日常行为和态度的转变是新军事变革的试金石。军事变革本质上是一场思想革命、技术革命、体制改革和行为转变。思想创新是起点，技术创新是阶梯，体制创新是关键，而行为创新则是根本。为此，联合作战成效不仅要看指挥体制、信息系统和网络先进性，还要看先进体制、系统、网络能否发挥好效果，这就要看决策行为、指挥行为、协同行为是否真正现代化，而这又来自平时日积月累的工作行为、生活行为的转变。

在破除因循守旧的过程中，创新型组织行为得以确立

  新军事变革本质是打造创新型军队，而一切和平积弊集中体现为阻碍变革的行为，因而可以从打造创新型组织行为入手打开突破口——从农业时代军事组织行为，经过工业化组织行为的浴火重生，转向信息化智能化军队组织行为，进而以组织行为变革拉动技术革命，催生变革爆发力。展开来讲，创新型组织行为是在破除因循守旧的过程中确立起来，将历史性地刷新军事工作和军事生活面貌。

  以工业化组织行为刷新军事业务面貌，破除拍脑袋式创新。新军事变革绝非一日之功，只有各领域各岗位的业务创新走上科学化的正轨，才能使平常军事业务创新的星星之火聚集成军事变革的燎原之势。为此，把“讲科学”转化为军事业务的科学化改造上来，养成工业化的科学分析和理性建构行为是创新的基础。在这方面，机械化军事变革留下了科学构建的优质遗产——从平台中心战中汲取科学建构行为，普及工业军队的指标化、标准化、工程化行为，要防止脱离时代、脱离实际的臆断和停留在观念上的概念创新，要防止停留在“一亩三分地”的经验主义行为。

  以信息化组织行为刷新部门联合面貌，破除封闭式创新。随着信息化军事变革的深入，信息化注重对环境变动做灵敏的协同反应，而平台中心战的封闭式行为导致闭门造车式的创新，成为组织行为批判的对象。从平台中心战转向网络中心战，是一次以协同为精神内质、以网络为平台的组织行为跃变，展开为以网络为中介的跨军种联合作战、跨学科联合攻关行为。梅特卡夫定律表明网络价值与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即一个人在网上的价值是1块钱，10人在网上共享互动的价值是100块。为此，上自军种下至部门，养成在网络上开放信息和资源的共享行为，对信息的积极感知行为，因应信息的协同反应行为，由此促生互动与合作的创新行为。

  以智能化组织行为刷新领导管理面貌，破除请示报告式创新。因应智能化军事变革的到来，网络中心战迈向决策中心战，掀起认知行为的跃变，宗旨是解放智力的自主性，激活全体官兵的智力来实现最大化的创新，并选择最优的创新。这方面，美军较早地发现变革阻力来自机械化军队固有的行政链，逐级靠命令驱动创新和集中人力突击式创新，既低效又消耗资源，于是提出“放权周边”，有意识地把创新资源由向上集中转变到向一线倾斜，创新权下放基层和个体，呈现为团队组织行为。由此，服务即管理，管理行为的革新使创新效益最大化，于是推动行政围绕创新，破除行政垄断物力、人力、财力的官本位行为，为激励和支撑群众创新释放资源，实行“一站式管理”；赋能即领导，指令型领导向赋能型领导转型，以赋能行为革新领导方式，打开自上而下的赋能，自下而上的创新局面。由此，在百花齐放的创新之中，以市场竞争行为实现优胜劣汰，再造军事创新。没有竞争就没有实战化的创新，故步自封的自我完善经不起公开公平的市场化自由竞争，就经不起战争的考验。

主动发起组织行为变革，从根本上实现跃变甚至后发先至

  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在武器技术革命、编制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之后，已深入到军事交往方式上来，进入跃变期。重新审视后发优势，主动发起组织行为变革，与技术革命、体制改革协调配套并互动起来，将从根本上实现跃变甚至后发先至。

  传承毛泽东军事思想，把组织行为创新做成军事现代化的新引擎。红军的一大发明是以组织行为革命打造新型军队，主动从封建时代旧军队的母体中破壳而出，创造出人民军队先进行为方式，由此孕育出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灵活体制结构，形成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军队的先进组织生态，从而使用落后武器以弱胜强。简单说，国共两军战场指挥员“给我冲”和“跟我冲”的两种行为，一个是官兵对立的旧军队腐败组织行为，一个是经过行为革命的官兵一致组织行为，决定了同样编制体制下、同样进攻战术下截然不同的战斗内质，进而产生不对等的作战效能。有鉴于此，抓军事变革的实际成效，不应只看高技术装备的比例、官兵学历的提高，更要看现代化军事素养是否渗透官兵平时的行为，为此需要把联合作战效能的提升落实到广大指战员的组织行为创新上来，并与体制创新拧成一股绳，使行为与体制高度统一，从而把武器效能发挥到极致。

  借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行为规范，塑造信息化智能化军队的价值观。军事变革实践表明，一旦没有规范，组织行为创新就空洞化，进而使建立在组织行为之上的现代化价值观变得毫无意义。为防止行为与体制分裂症，防止说信息化智能化的话，做机械化的事，就需要建立信息化智能化的行为规范，并假以时日将行为规范融入到官兵行为习惯中去才能养成，唯此信息化智能化军队才能脱壳而出。对此，需要从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行为中提炼出范式，确立基础性和长效性的行为准则，对全体指战员产生显性的教育引导作用。事实上，红军时期就开辟了以先进行为规范建军的好路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军事史上军队行为规范的创造性杰作。重新发掘三湾改编的历史遗产，可以获得新的科学发现，这就是毛主席在人民军队组建的起点上提炼典型的组织行为，建立起与众不同的行为规范，引导端正官兵个体行为，塑造军队共同价值取向，从而给襁褓中的人民军队注入为人民服务的行为逻辑，由此赋予了红军无比强大的组织活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虽然只有320字，但它却凝聚了人民军队政治行为、军事行为、社会行为的核心理念，孕育了我军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大炮的核心竞争力。相比建军之初，行为规范是以革命化为核心养成高度自觉和铁的纪律；21世纪，需要以现代化为中心制定新军事变革的行为规范，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便于执行和监督的方式来培养塑造数字化、网络化、一体化价值观，从而把创新活动沉淀为行为养成。

  培育信息化智能化军队性格，开启以组织行为创新为特质的自我革命。每支军队都有其自身的性格，只有符合时代发展的性格才能走向胜利。现代化军队性格的改造，就是普及推广受广大官兵欢迎的、能激发全体干群创造力的现代化军队行为规范，去行政化行为，去军种自成体系的行为、去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去按部就班、安于现状的行为，塑造科学行为、合作行为、竞争行为、创新行为、开放行为、共享行为、包容行为、信任行为、网络行为，打造万众创新的组织生态。这是一场军事组织的自我革命，让精确管理从端正严谨的学风起步，让依法治军从养成依程序办事的习惯做起。行为规范是组织文化的行为表现，是对军事交往方式的导向和约束，它的推广不像武器和技术发明那样一次性横空出世，也不像体制机制改革那样一经颁布就执行，而如涓涓细流渗透于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的全部实践环节，贯穿于领导、决策、管理的全部过程，不仅直接决定着组织体制和组织程序的运行效果，而且从深层次决定着军队的时代品质。

  （作者：林 东，系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