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华传统君子人格

  “君子”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传统中国人评价人品的重要尺度。“君子”一词在《周易》《诗经》中已大量出现，最初是对统治者、贵族男子的尊称。到了春秋时期，孔子丰富了这一词语的内涵：“君子”不仅仅是指那些贵族官僚了，更主要的是指道德完善、品行高尚的人；相应地，“小人”多指那些道德有疵、品行不正之人。君子、小人对举，成为对人品高下的评判。

  我们所理解的“中华传统君子人格”主要是指儒家的做人理想。具体来说，就是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君子人格论。自汉代以来，儒家经书成为中国文化人必读的圣典，其君子论成为中国各民族最广泛接受的做人理想。概括起来看，传统君子人格可体现为“身心和谐的追求”“人际关系的典范”“天人一体的境界”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我们做什么样的人仍有深刻的启示。

身心和谐的追求

  所谓“身心和谐”就是自我和谐，是指有健全的而不是分裂的人格，这是君子的基本素质。做一个身心和谐的君子，在儒家看来，应该以仁为本，礼乐为用。人如果身心和谐，学习、工作自然能够做好。

  “仁”是儒家极为重要的一个范畴。《说文解字》释“仁”为“亲也”。“仁”即让人亲近、亲切之感。“仁”另一义是果核的内里，如桃仁、杏仁等，它是个有生机的活物，种在地上能发芽。从这两层意思出发，“仁”既有恻怛慈爱之意，亦有生生不息、利人活物气象。因此，在孔子那里，仁是道德的根基和最高境界。据《论语》，每当有人问起一些品行很好的人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仁”的时候，孔子总是答曰：“不知”。（《论语·公冶长》）孔子之所以不轻易称赞某人为“仁”，乃是因为“仁”是道德的源头，道德从“仁”中流出，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所以朱熹注《论语》说：“仁道至大，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当之。”（朱熹《论语集注·公冶长》）宋代理学家朱熹将“仁”视为流行不息的道德全体，应该说这是合乎孔子本义的。二程说：“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朱熹《论语集注·雍也》注引）这如同一个瘫痪了的人，身体生机不通，就是麻木不仁。不仁就是死物，仁者与天地万物的生机都是贯通的。所以一个仁者，不仅要让自己健康地活着，而且也要让天地万物成为生命共同体，并与自己的生命互联互通。

  君子之心常驻仁德，恻怛恺悌，爱意充盈，生意盎然。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坦荡荡，乃是因为心情乐易和平；小人常忧愁，乃是因为成了欲望的奴隶，焦虑窒息，生机全无。君子心灵是一个自足的无须外求的幸福世界，所以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君子不求人知，人知我，不喜；人不知我，不愠（恼怒）。君子之所以不在乎别人的评价，是因为他的内在足够强大，其心灵世界洋溢着生机和幸福。

  君子以仁德为家园，形成一个自足的世界。孔子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无论何时，无论何种境遇，都内省不疚，心怀仁德，保持一个乐观坦然的心态。

  “礼”是古代社会中形成的各种交往仪节和行为规范，“乐”指音乐、歌曲、舞蹈之属，能陶冶性情。礼有收敛约束的作用，乐有发舒娱乐的效果。礼乐是一对矛盾，但对人的身心和谐都能起到调节作用。《礼记·仲尼燕居》云：“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说明礼乐对人的修养非常重要。

  礼在周代是各种社会制度的总称，举凡治国理政、观象授时、交往仪节通称之为“礼”。后世礼的内涵逐渐限于人际交往和个人的行为准则。礼，并不是凝固不变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礼。《礼记·礼器》提出“礼，时为大”的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礼要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也就是与时俱进的意思。但不论礼怎么随时变化，其核心意图没变：“礼也者……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礼就是要建构一种规则和秩序，目的是条理万物。对于身心和谐来说，礼无论任何时代都是必需的。

  孔子十分重视乐教，并把音乐作为“六艺”之一进行传授。他认为音乐对人身心有益，能陶冶人的情操，理想的音乐应是尽善尽美，不仅形式上美感动人，内容上亦能扬善去恶、弘扬正气。他评价《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他认为音乐应具有中和之美，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乐主和乐，礼主节制。礼乐并用，才能真正促进人们身心的和谐以及健全人格的养成。

人际关系的典范

  君子处理人际关系，讲求一个“义”，也就是适宜、合宜。传统君子人格要求处理好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具体来说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关系扩展开来，构成古代一切的社会伦理关系。

  父子关系，讲求父慈子孝。作为父亲的职责，对于子女，不仅要在物质上将他们抚养成人，更要重视子女教育，《三字经》说：“子不教，父之过。”教育子女首重树德立品，这是做好一切事业的基础。身为子女，对于父母长辈要恭行孝悌之道。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同“悌”）。做子女的，如果心存对父母长辈的感恩之情，就不会犯法作乱，因为孝子担心如果为非作歹，就会让父母揪心和蒙羞。所以孝悌是君子做人之本，也是为仁之本。仁是恻怛之心，孝悌是仁的发用。一个君子在做人方面，首重孝悌。孔子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经·天子》）就是说爱父母的孝子不敢做一个让人人讨厌的人，敬父母的孝子不敢轻慢他人。爱惜名声是君子的一个表征，也是孝亲的应有之义。当然，儒家提倡孝道的同时，也反对愚孝。《孝经·谏诤》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争”同“诤”，进谏劝说的意思。父母有错时，子女当帮助纠正，不可使父母陷入不义的境地。所以，孝顺并非指无原则地顺从，愚孝是君子所反对的。

  儒家主张君与臣之间相处要有一个适宜的度，这就是所谓君臣有义。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即是说做国君的要有国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人子的要有人子的样子。父慈子孝是出于血缘关系，父子有亲，是一种天然的情感。而君臣以义相合，合义则成为君臣，不合义则君臣关系也就解体了。所以君臣关系更像是后天的一种契约关系。君是一国领导人，在德行方面，要作全国的表率，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国家领导人自身行仁义，品行正派，则能带动全国人民尊崇道德。臣是负责某一方面的官员，在君的领导下工作。《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止”，做到的意思。“敬”不仅指对国君尊敬，还有敬业之意。也就是说，作臣子的要敬业，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对待臣子要有一定的礼数，给予一定的尊重；臣为君办事，要忠于王事，尽心尽力地完成国君交办的任务。君臣关系是旧时代的政治架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个人与国家关系还在。君子处理这些关系，有些原则现在还可以适用。

  儒家主张在长幼尊卑之间应建立一种秩序。“长”“幼”在不同的语境下所指对象不同。在古代宗族之内，辈分高的为长，辈分低的为幼；同一辈分中，年高者为长，年幼者为幼；宗族之外的人，则以年龄大小区别长幼。长幼有序，在五伦关系中，主要是指兄弟关系。儒家强调孝悌之道，《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个“弟”字通“悌”，本义为敬爱、尊重兄长。从年龄上看，兄在弟先，弟弟要尊重兄长；反过来，作为兄长，也要关爱弟弟，所以《礼记·礼运》将“兄良弟弟（悌）”视为基本道义。

  总之，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儒家重视处理五伦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关系涵盖了一切的社会关系，五伦关系处理好了，人际关系和谐，社会也和谐。

天人合一的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思想，也是儒家君子人格的必备境界。在儒家看来，“道之大原出于天”（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仁、义、礼、智这些人类德性是人天生即有的；这个“天”主要是指人的天性和自然性，不仅仅指头上的那片天空。所以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与道家更重视人的自然性不同，主要指道德的天赋性；人能实践道德，就能天人一体，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了。

  君子知天。“天”有天然之意。儒家所谓君子知天，主要不是指科学意义上的探究天象，而是为了解道德是从哪里来的，从而更好地实践道德。在孟子看来，好逸恶劳、追求肉体享受，“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为什么君子不把这些看作人性呢？因为这样的性，牛、马、猪、狗也有；如果这也算人性的话，那等于说猪、狗之类也有人性了，这样一来人性和动物性就没办法区别了。所谓“人性”是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特有的性，这种特有的性，在孟子看来就是“仁、义、礼、智”。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天赋的人性。他打比方说，人们见到一个小孩子即将掉到井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救这孩子，这并非为了沽名钓誉，而纯粹是发自人本能的一种“不忍人之心”和“恻隐之心”。这种天然的同情心就是人性，也就是天赋之性。同样地，人天生有羞耻之心，即便是原始人也知道用几片树叶遮住私处，动物却没有这种羞耻心。所以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孟子认为，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乃是“四德”（仁义礼智）的端芽。人有此四性，就好比人有四肢一样。人四肢能运动，这是身体的本能；人有仁义礼智“四端”，这是心灵的本能。有这种心灵本能而不去发挥，就如同有四肢而不运用一样，这等于是“自贼”，也就是自残的意思。所以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并非他人从外在向你内心灌输的道德教条，而是你天生即有的德性。《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即是说天赋予人的才是“性”。实践“仁义礼智”四种德性，并让其发扬光大，就是实现了人的天性。实现了天性就等于与天合一，进入天人一体的境界。

  君子下学而上达。孔子主张“下学而上达”；他又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这个“上达”即是指君子上通天理；“下达”是指小人只知徇口腹之欲，境界卑下。上达天理，就是上知仁义礼智来自人的天性，从而实践这种天性，就是天人一体或天人合一了；换个说法就是实现了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人心天然喜欢美德，就像刍豢（美味）悦我口的道理是一样的。君子上达，就是上达这些天赋的道德本性。小人下达，就是只知追求身体“肉壳子”的欲望。孟子将人的耳、目、口、鼻、四肢等器官称之为“小体”，将心称之为“大体”，“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只有首先满足心灵需要，做一个道德的人，才是大人君子。孟子又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存心、养性，都是人听从天意、顺应自然的修养工夫。因此，所谓上达，就是上知仁、义、礼、智四德来源于天理，就是天人合一。

  孔子重视“上达”，但他又强调“下学”的重要性。“下学”就是下学人事，学做人的道理。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儒家十分强调“下学”的工夫，因为生而知之能上达天理的人不多，多数人还是普通资质，而要通过学习而加强道德修养。“下学”的目的是“上达”，反过来说，“上达”也即在“下学”之中。《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首重一个“学”字，说明学习对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当然，儒家所谓“学”与当今所谓“求知”不尽相同，其主要还是道德伦理之学，目的是做一个“下学而上达”的君子。

  君子乐天。“乐天”也是君子“天人合一”的应有之义。《周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的德行是使万物能够生存，君子取法于此，存此仁心，即与天地合一。与天为一，即进入人生乐境。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之所以万物皆备于我，是因为心能体现天地的仁德，无物不载，反思此理觉得很真实，就会觉得人天合一，这是非常快乐的事。孟子还说有“人爵”“天爵”之分。“人爵”就是人的社会地位如官位等，普通人都以此为光荣而追求；所谓“天爵”就是大自然（天）赋予人的无比宝贵的德性。“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乐善不倦”是人的天性，实践此宝贵的天性，人就会无比的快乐。所以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这是说，仁义礼智是天赋予人心的本能，如能存此心不失，则能由外貌显现出来，所谓“相由心生”即是此理。由仁义礼智之心呈现出来的面貌，是一种清和润泽（睟）、丰厚盈溢（盎）的气色，这是积于内、发于外的深沉之乐。

  当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时，曾点说他的志向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了之后感叹说：“吾与点也。”孔子为什么会赞成曾点呢？朱熹认为，曾点“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这是说曾点已达到天人合一之境。二程发挥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以上引文见朱熹《论语集注·先进第十一》及注引）天地有生人、生物之德，人能让万物各遂其本性，就是天人一体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些都体现了天心天道。曾点已知孔子之志，故有“浴沂”“舞雩”之乐境，这是天人一体、体现仁者之心的快乐。

  君子知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可见“知命”是君子的一个重要特征。知命是与天人合一有深刻关系的。这个“命”字即是指“天命”。这个“天命”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前面所言“天”（换言之“大自然”亦可）赋予人的一切特质，主要是指仁义礼智人性四德。第二层含义就是世俗所谓“命运”，指人一生的贫富贵贱、运气好坏等。孔子所谓的“命运”并不是宣扬神学，仿佛天上真有一个人格神支配着人的命运，孔子并无这个意思。这个“天”其实就是包括人自身因素在内的一切自然、社会和历史条件。这些众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具备了一定条件，天就会显现出一个像，这个像就是所谓“天命”。天命其实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因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顺从天命，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有正视现实、接受现实的意味在内。“君子知命”既要知天所布命于人的仁义礼智四德，发掘人的内在的优良品质，这个可以操之在我；又要在富贵利达、得失顺逆等个人境遇方面顺应命运的安排，不能患得患失、怨天尤人。能做到这两点，就是君子知命，知命也就进入了天人合一之境。

  要而言之，传统儒家的天人关系，是追求天人合一。其核心思想是人要实践天或者实践大自然赋予人这个物种的道德理性，人能实践仁义礼智，就是发挥了人所特有的天性，使天性得以张扬，就是天人合一了。在儒家看来，仁义礼智是我天生固有的宝藏，发掘此宝藏可以操之在我；至于富贵利达等身外之物，并不是个人想求就一定能求得到的，个人是否富贵利达是由命决定的，这个命也是来自天。顺从命运，也是“天人合一”的应有之义。这类似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有其积极意义。

  （作者：武道房，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