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拱宸桥上

  我已经在拱宸桥畔的运河边住了整整二十年。

  在拱宸桥上，我曾无数次伫立四望而遐想。今夜，月光如桥下的流水般明亮，万千条柔嫩柳枝轻撩着夜的河面，柳枝调皮地深入河的身体，河水则无声浸润着柳枝，它们默契得如三生三世的情侣，它们以时令为暗语，相偎相依。春风骀荡，轻拂我脸，浓郁的春香，让人心驰神迷。喧闹的人声已不能打扰我，此刻，我详细打量着拱宸桥的东西南北，二十年来，从来没有这般仔细。月光与流水默默作伴，我则要接天接地接时空，与拱宸桥作长长的对语。

一

  朝南望，前方慢悠悠驶来一艘船，船头挺立着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官人。

  明万历六年（1578）四月，江南旺盛的春已近尾声，32岁的浙江临海读书人王士性，早已将一切行李收拾停当，即将北上任职。此前一年，他终于金榜题名，被授予河南确山县知县。对山水历史人文痴迷的王士性，从临海出发，经宁海、奉化，穿宁波，过绍兴，这就到了杭州。观景，吟诗，喝酒，待将欣赏杭州主要美景的瘾头过足，王士性便一身惬意从武林门上了船，沿运河一路向北而来，他将要一展宏图。

  船过湖墅，他站立船头四望，运河两岸繁荣的场景让其感叹：

  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中居民也。又如宁、绍人什七在外，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而河北郡邑乃有数十里无聚落，尚不及杭城南北市驿之半者，岂天运地脉旋转有时，盛衰不能相一耶？

  与自然地理学家徐霞客齐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他的观察中，自然多了一分思考，杭州城北，湖墅这地方，方圆二十里，为什么如此繁荣呢？原来，这里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南宋时称为湖州市或者湖市，杭州重要的商业区。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公私船只泊于城北众多，北关、半道红、湖墅、江涨桥等地，码头鳞次栉比。两岸居民屋舍稠叠，码头边市舶舣聚，河中来往船只穿梭不停，王士性望着这满河满岸的喧闹，记忆深刻，将其写在《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的浙江篇章中。

  三千里外一条水，这水就是杭州繁荣的运河。白居易、苏东坡，日本的成寻和尚，意大利的马可·波罗，这些古代中外名人是如何到杭州来的？一定是在运河船桨的欸乃声中坐船到达。

  1072年4月，日本和尚成寻渡过宽阔东海的惊涛骇浪到了北宋的明州，他要去天台山、五台山参圣，经越州抵萧山，停泊一夜。13日下午未时前后，成寻他们的船，就泊在了杭州的码头：

  津屋皆瓦葺，楼门相交。海面方叠石高一丈许，长十余町许，及江口，河左右同前，大桥亘河，如日本宇治桥，卖买大小船，不知其数。回船入河十町许，桥下留船，河左右家皆瓦葺，无隙，并造庄严。大船不可尽数。

  杭州初次给成寻的印象，城中尽是河，河中尽是大船，河中的船与岸上的屋皆华丽雄伟，真是一个国际大城市，成寻杭州所见，频频感叹。

  其实，王士性看到的湖墅繁荣，已延续了近千年。繁荣因水而兴，它起始于隋朝凿通的大运河。千里大运河，直抵杭州城北，后又与钱塘江沟通，杭州就成了连通中国五大水系大运河的起点。

  运河杭州段虽只有39公里，却使杭州成为东南名郡，而杭州城北的湖墅运河，短短的12公里，却“南通闽粤，西跨豫章，北连吴会，为往来孔道”（清代《北新关志》）。在大运河的版图上，湖墅虽是一个小黑圆点，不过，我们不能小看这小圆点，南通，西跨，北连，四境之百货汇集于此，八方之商贾辐辏于此，能汇集，就能散发，这个圆点其实是中国版图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再打一个比方，大运河犹如一台精彩的大戏，杭州湖墅就是用来压轴的关键，最后的高潮收尾处。

  回到南宋作家周密笔下繁华的杭州城。

  1270年前后的杭州城，户籍人数达186330户，总数接近一百万，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武林旧事》中，清河郡王家高规格接待宋高宗的那一场盛大的宴会，让人瞠目。不仅列举了席间的200多种菜肴，而且连上菜的顺序也记下来了。其中的41道菜是用鱼、虾、蜗牛、猪肉、鹅、鸭、羊肉、鸽肉做成的，烹调手法则有煎、烤、炸、煮等。另有42道菜为水果和蜜饯，20道为蔬菜，9道菜为各种材料熬成的不同粥品，29道菜为干鱼，还有17种饮料，19种糕饼，59种点心。一个简单的问题是，这百万人口，吃的东西从哪里来？除了官家府第有俸米可食外，全城百姓每日需米不下两千石，这些苏、湖、常、秀、淮、广等处运来的米，都要到湖墅的各码头卸下，彼时，湖墅的米船，早晚不绝，米市桥至江涨桥一带，则全是米行。南宋杭州有谚：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这北门米，就是繁盛的湖墅米市。

二

  眼光再往历史的深处探望，我看到了陆游。

  南宋的时候，临安城北的湖墅，统称北郭，也叫北关。

  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八，江南的六月天，酷暑的前奏，闷热交加。傍晚时分，陆游率着一大家子从山阴老家开始了漫漫的入蜀行程，他要去夔州任通判。第二日夜入住萧山县的梦笔驿。次日四更时分，船夫解开缆绳，船就往钱塘江的西兴渡口进发。天亮了，好天气，江平无波，顺利过江，到达京城临安。在仙林寺喝过茶，陆游直接从运河里坐船出北关，干吗呢？他急着去见大哥陆淞。

  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陆游一直在京城逗留，八年没来了，朋友也多，都需要走一走，会一会，大哥家住了四天，叶梦锡侍郎请喝酒，国子监芮国器监官请喝酒，族兄陆仲高、著作郎詹道子、编修张叔潜陪同，和仲高同游西湖，逛寺庙，检正沈持要请喝酒，太常少卿赵德庄陪同。

  此后的数十年里，陆游几次到京城任职，北郭，是他常来的地方，有诗为证：“北郭那辞十里遥，上车且用慰无聊。九衢浩浩市声合，四野酣酣雪意骄。清镜新磨临绿浦，长虹横绝度朱桥。归来熟睡明方起，卧听邻墙趁早朝。”（《访客至北门抵暮乃归》）本诗作于嘉泰二年（1202）冬，陆游以78岁的高龄，最后一次到京城任史官。从诗句看，北郭，是能让他心安的地方，仅十里，实在不远，路上看会风景打个盹就到了。现实的不如意，他那颗久埋心中的抗金复国理想，几无实现的可能，而北郭这里，四季皆有好景。大雪过后的冬日，四野皆白，使他心旷神怡；或者，春风吹绿的三月，春意勃发，在运河的桥上徜徉，看熙熙攘攘的街市与行人，烦恼一时抛却。景看饱，话聊透，酒喝足，夜幕四合时才抵家。不过，年纪不饶人，真有些累了，睡得好啊，一夜到天明，年轻的小儿尚拥衾未起，在隔壁的呼噜声中，他已神清气爽前往上班的路上！

  陆游初官时，他将自己狭长的屋子称为“烟艇”，好朋友周必大就住在他边上。这周必大，后来官做得挺大。周必大的一则日记说，乾道八年，“丙辰黎明……径北关，杭一苇，疾驰三十里，至赤岸、高亭峰，登岸百余步候馆”（《乾道壬寅南归录》）。周必大这一大早，坐着小船直接出了北关，赶三十里，到赤岸候馆，这个馆就是南宋接待外国使者的班荆馆。原来，他是有接待任务，彼时，辽、金、夏及海外日本诸国的使臣，要见皇帝，都要先来这里候着等预约。

  时光荏苒，杭州北关如人身体上的重要动脉，变得越来越重要。直隶、山东、河南、安徽、苏北的棉花、枣梨、豆货等要南下，江浙一带的丝绸、棉布、茶叶、瓷器、纸张、铁器等要北上，这样的好地方，统治者自然关注了，他们要在此截金。明朝宣德四年（1429），户部在北新桥附近设立钞关，运河上过往运输船只，均收取料钞，因有北新桥，此关就称作北新关，为全国八大税关之一。来往的船只，给北新关带来的税金源源不断，万历后期已达税银五万两。至清康熙年间，税金超十万两，而且，北新关下还设若干分关，二十余处稽查分口，所征税额，在当时全国二十五个收税关口中高居第五。

  北新关，现在是青莎公园，只能看到一块碑，但逝去的流水，可以见证它曾经的繁荣。光绪《杭州府志》载，清时，北新关除主持工作的主事外，共有管事、巡捕、经制书、稿房、缮册书单查数、总甲守栅、唱筹捞筹、更夫、防兵、巡役各类工作人员127名。我估摸着，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处级海关。

  青莎公园，陈从周的故居也在这里。他是当代著名的古建筑学家、园林艺术家。这里原来叫青莎镇散花滩。散花滩，滩就是河边，那散花是什么？莫不是花的集合概念？春季，河畔各种野花竞相盛开，而秋季的运河边，河水拍岸，岸边芦苇随微风摇曳。我的猜想，是按现在看到的青莎古镇生发出来的想象，不过，1918年出生的陈从周，他自己的文章却是这样回忆：散花滩又名仓基上，可能南宋时为藏粮之处，四面环水，有三座桥通市上。原来的散花滩，却是运河边的一个小小岛。少年的陈从周，伫立河边，看着汤汤远去的河水，他知道，他的祖父，当年从绍兴挑了一担土货，徒步到这里才安下了家。

三

  月光将我从幽暗的历史钩沉中拉回。

  耳旁响起高跟鞋触到青石板的橐橐声，一下一下，沉重有力。我担心，穿那样的鞋行走拱宸桥，容易跌倒；我知道，桥上的青石板，都有饱经沧桑老人般宽大的胸怀，不会计较那些鞋的不礼貌敲击。现在，我从朝南方向转身，向北眺望。

  右前方，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简称市二），一个大大的院子，里面有三幢别致的红楼，从那三座楼，一直到我住的左岸花园，原浙江麻纺厂地段，皆有着沉痛的历史。

  1894年9月17日下午，黄海大东沟海域，日本联合舰队与清政府花数百万两白银打造起来的北洋水师激烈交战，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遭受灭顶打击，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条约的第六款中有在“浙江省杭州府开设通商口岸”，杭州一时陷入了恐慌与愤怒，城北的拱宸桥一带随后就成了英、美、意等国的公共通商场与日租界，范围大致为：南自今日登云桥，北至瓦窑头河，西至运河，东至红建河到湖州街，直三里，横约二里。

  “杭州关税务司署”，时称“洋关”，就在市二院子中，它是日本人在拱宸桥附近运河边设立的检查机构，此关与其他口岸的海关一样，以税务司为首的洋员掌握了一切大权，重要职位全为洋员占据。洋关由A楼（税务司）、B楼（海关办事处）、C楼（帮办人员住宅）、D楼（码头检货厂）等组成，占地两千余平方米。我们现在能看到ABC三幢红颜色的楼，显眼得很，红楼好看，但一般人不知道这另类的建筑却饱含着民族的耻辱。从1896年5月设关开始，一直到1945年8月民国政府接收海关止，拱宸桥的日租界，实际存在时间长达整整五十年。

  宇野哲人，近代日本新儒家学派代表人，汉学家，他年轻时曾游历中国两年，到过拱宸桥，留下这样的印象文字：

  拱宸桥在杭州城北大略二里处，乃往来沪杭及苏杭船只之集散所。其内除中国街之外，有各国租界，而我日人专管租界在河之下游。同于苏州，此租界亦为二十七八年战役（中日甲午战争）后获得之成果。（《中国文明记》）

  宇野哲人的描写虽平实，却不乏炫耀心态。

  抗战烽火烧到江南。1937年11月22日，丰子恺开始了长达十年行跨十余省的艺术逃难。当夜，他携家人从老家石门湾坐船至拱宸桥下，无奈将心血之作《漫画日本侵华史》草稿扔进运河里。他在《艺术的逃难》中这样写道：“似乎一拳打在我的心上，疼痛不已。我从来没有抛弃过自己的画稿。这曾经我几番的考证，几番的构图，几番的推敲，不知道堆积着多少心血，如今尽付东流了！但愿它顺流而东，流到我的故乡，生根在缘缘堂畔的木场桥边，一部分化作无数鱼雷，驱逐一切妖魔；一部分开作无数自由花，重新妆点江南的佳丽。”

  我住了二十年的左岸花园，就在日租界的中心位置。

  小区有东南西北四个出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除南大门外，只有北门开放，北门连着瓦窑头河，运河的支流，我和三岁的孙女瑞瑞常去瓦窑头河边看那只白鹭。大部分时间，那只白鹭都在河对岸脚的水边伫立，偶尔盯着河边，来往移几步，它的对面，每天都会有不少“垂纶者”（瑞瑞会背胡令能的诗，将“钓鱼”喊作“垂纶”），白鹭与“垂纶者”们，互不打扰，各自安详。

  我们坐在椅子上，头上有新柳垂下，瑞瑞抬头，喊它“绿丝绦”，柳条一天天变粗，也变得越来越柔软，瑞瑞常要去抚摸。贺知章的《咏柳》，她很熟了，路边所有的新叶，她都叫“二月春风似剪刀”。经过一块牌子，瑞瑞问：“这是什么？”她问了，我就得解释，尽管她不懂，我说：“这河叫瓦窑头河，这里原来是浙江麻纺厂的厂址。”

  这里的历史再往前想，不想了，它就是宇野哲人笔下的租界。瑞瑞，我们再向前走吧，走到红建河边湖州街口再折返。

四

  我又转身，面朝东，左边是拱墅区政府大楼，右前方为运河博物馆。右边那座叫“荣华戏院”的戏楼，那里面传出高亢的唱腔，似乎要直抵云霄。

  与香港的开埠一样，本以为有些荒凉的拱宸桥边，一下子涌进了许多淘金者。1895年，天仙茶园在众人注目下开张。十来年后，拱宸桥东已有了天仙、荣华、丹桂等著名茶园。1908年5月，江南渐热的天气中，英国人斯蒂文森来了，他一看这热闹的码头，来来往往的商船，立即决定，他也开一家茶园。他似乎谙熟中国文化，将茶楼取名“阳春外国茶园”。这斯氏，到底见过世面，脑子活络，茶楼开张时，动静颇大，留声机高声唱起来，本国美女艳舞跳起来，最关键的是，他将刚发明不久的电影引进，人在银幕上跑来跑去，活灵活现。据说，杭州人竞相涌向拱宸桥，万人空巷，阳春茶园因而成为浙江第一场电影的首映地。

  说是茶楼，主要吸引人的却是唱戏。戏是茶楼的经济主命脉，各茶楼都使出浑身解数，邀请名角，名角的唱腔响起，茶客自然脚不踮地跑来。

  唱腔最先起自谭鑫培浑厚的高音。

  谭鑫培的父亲是京剧老旦。艺名“小叫天”的少年谭鑫培，11岁随父亲进京，15岁开始出科。光绪十年（1884），谭鑫培自组同春班，六年后，被清廷选为内廷升平署民籍教习，在宫中演戏。至二十世纪初，谭鑫培已经成为京剧界最著名演员之一，时有“无腔不学谭”“满城争说叫天儿”之美誉。光绪三十年（1904），谭鑫培到杭州献艺，地点就在拱宸桥畔的阳春茶园、天仙楼，《定军山》《空城计》《李陵碑》《秦琼卖马》，杭州人一场场戏看得过瘾，茶楼老板的银子如桥下的运河水不动声色汩汩而来。

  拱宸桥边茶楼的好戏接连不断上演。

  谭鑫培杭州献艺后的两年，“红生鼻祖”王鸿寿也来了。何谓“红生”？就是勾红脸的角色。舞台上“红生”其实不多，关羽、赵匡胤、常遇春、徐达等都是，最著名的当然是关羽了。王鸿寿塑造的关公形象，英勇而儒雅，刚毅兼肃穆。某天，天仙茶园，王鸿寿演出空隙，看七龄童周信芳的演出，一看就停不下来。到底是行家，眼光毒，在王鸿寿眼里，这小家伙不简单，功底扎实，是个唱戏的好苗子，立即有意收他为徒，这自然是佳事一桩；接着，王鸿寿与周信芳师徒俩的合作戏，在天仙茶园惊艳亮相。此后，师徒俩关系紧密，戏剧界都这样认为，麒麟童周信芳后来成为大师，与老师王鸿寿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与谭鑫培、汪桂芬合称老生“新三杰”的著名京剧老生孙菊仙，梆子腔花旦鼻祖“十三旦”侯俊山，被称为“中国第一戏剧改良家”“梨园编剧第一能手”的汪笑侬，越剧名角姚水娟、筱丹桂、袁雪芬等名家大角，都在拱宸桥畔天仙茶园、丹桂茶园的舞台耀眼登场过。

  还有励志故事在茶园演绎。

  有个叫张英杰的少年，十四岁时来天仙茶园唱戏。彼时，“小叫天”谭鑫培正在此被人捧着，张少年十分仰慕谭大家，他想，何不将自己的艺名取名“小小叫天”？没想到，这艺名被人讽刺得厉害。张少年极难过，但他哪里肯服输，大师就不可以超越吗？索性来个“盖叫天”！想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少年盖叫天在天仙茶园来了个惊艳的亮相，四天演四个完全不同的角色：第一日是《天水关》中的老生诸葛亮，第二日为《翠屏山》中的武生石秀，第三日乃《断太后》中的老旦李太后，第四日居然是《十八扯》中的花旦孔凤英。结果大家都知道的，盖叫天演技确实了得，十四岁的少年，一炮走红，后来被称为“江南第一武生”。盖叫天这四场演出，自然轰动了拱宸桥，谭大师很好奇，他认真观摩后这样评价张少年：除了唱功，盖叫天确实盖过了自己！

  我去西湖风景区赵公堤旁，看燕南寄庐。它是盖叫天故居，燕南是张英杰的号。白墙青瓦内，盖叫天的艺术人生形象展示。“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对联中间是盖叫天演武松的艺术画，黄宾虹手书“学到老”作横批。田汉手赠盖叫天姓名嵌字楹联，对其艺术人生作了精准的概括：“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徜徉在盖叫天故居，我似乎又看到了拱宸桥边舞台上那个英姿逼人的少年张英杰。

五

  明月从高空似乎向桥上有些移动过来。由南，到北，再往东，我的眼光从荣华戏院收过，开始注视脚下的拱宸桥，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桥呢？

  这座杭州市现存最宏伟的古石拱桥，关于它的建筑年代有几种观点，皆各有依据：其一，明末商人夏木江倡建（康熙《杭州府志》）；其二，明末举人祝华封倡议并募资集建（康熙《钱塘县志》）；其三，张士诚开新运河至此，水流湍急，遂建桥以平缓水流（民间传说）。

  不管什么人建的桥，总之，作为运河上的一座重要桥梁，“拱宸桥”这三个字在明崇祯四年（1631）开始出现。它具体的寓意呢？“拱”即两手相拱呈弧形恭敬迎接，自然也有拱卫围绕之意；“宸”乃帝王宫殿，京杭大运河杭州终点的这一座石拱桥，随时恭迎圣驾，谁敢说不好？然而，名“拱宸”，命运却是多舛，它曾不停地毁建。顺治八年（1651），桥塌。康熙五十年（1711），浙江布政使段志熙倡议，僧慧辂募款重建，六年后竣工。不久，桥又出现裂缝，渐至坍塌。雍正四年（1726），浙江巡抚兼两浙盐政使李卫，率官员捐俸重建。次年，桥修成，刚升任浙江总督不久的李卫，还写下《重建拱宸桥记》加以说明。咸丰以后，历经战火的拱宸桥又坍毁。光绪十一年（1885），杭州人丁丙主持重建。

  说起这个丁丙，又是一篇大文章。

  浙江钱塘的丁氏家族多藏书，丁氏“八千卷楼”，为清末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藏书二十万卷以上，宋元及明清刻本等善本就达两千多种。丁丙与兄丁申冒死救书的故事，令人感动。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在杭州与清军激烈战斗，西湖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战乱中散失，丁丙兄弟俩，将残存的一万多卷《四库全书》偷运至上海保管。二十年后，文澜阁重建，丁丙将所得之书送入珍藏，并多方搜集补抄，又八年后，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恢复原貌，丁丙作出重大贡献。丁丙不仅是藏书家，还是学者与诗人，他整理与刊印出版了杭州许多地方文献，比如《武林往哲遗著》96册，另外有笔记及诗作《庚辛泣杭录》《武林坊巷志》《于公祠墓录》《北郭诗帐》《北隅缀录》等，还与兄丁申合作编辑《武林掌故丛编》26集208册。

  丁丙修桥，他自己留下的记录不多，我只知道，我现在每天走过的拱宸桥，就是他1885年主持修建的：桥长二十一丈四尺，广一丈三尺，桥下三洞，中洞广四丈六尺，左右洞广二丈六尺。

  从桥东到桥西，七十几米长的桥，虽是拱桥，有一定的弧度，但走上走下，要不了两分钟，如果跑上跑下，一般人也就十秒左右。几百年来，来来往往的人们，不太会去打探桥是如何建造起来的，拱宸桥只是他们脚下的渡河工具，甚至工具也谈不上，只是平常的地与地的连接而已。四米多宽的桥面，并排着也站不下十个人，如果现今行车，也只能是单行通道。桥上的人们，顶多伫立一会，朝南面看看，南来的行船钻过桥下的中洞，或者，再转个身，朝北面看看，北来的行船钻过桥下的中洞。懵懂孩子有时会惊呼，因为他们发现了移动的船舷边，有黄狗仰头在和他们打招呼。

  然而，正因为持久的平常，普通的拱宸桥才从交通要道、地理坐标，演变成了今日意义之博大与凝重。北郭，北关，湖墅；愤怒，悲伤，疼痛；热闹，繁荣，富庶。拱宸桥就是由无数个关键词垒叠铸就的大名词，响亮而丰厚。京杭大运河杭州终点标记拱宸桥，已经成为杭州城北千年历史总承载的重要印记。

六

  这一夜，我和拱宸桥相看两不厌，上下古今，聊得好畅快。

  夜已深，披着月色回家。

  又是一个春草勃发的日子。我和瑞瑞站在运河边，大声诵读“暮春者，春服既成……咏而归”。柳枝随风婀娜拂动，白鹭时而横江。

  前方就是拱宸桥，宸宸（杭州亚运会吉祥物之一）正在桥上四周腾跃而举手，向来往行人热忱招呼。有大白游轮，穿过中洞，大鸣数声，长风破浪，向我们突突突而来。

  （作者：陆春祥，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曾获鲁迅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