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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4日 星期四

    美国是制作传播瘟疫和仇恨的“制毒师”

    作者:冯维江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4日 12版)

      【特别关注·俄乌局势学者谈】 

      连日来,俄乌冲突中被披露出的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问题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俄方在乌生物实验室发现的相关文件显示,美方计划于2022年在乌克兰开展鸟类、蝙蝠及爬行动物病原体研究,并逐步转入研究这些动物携带非洲猪瘟和炭疽病毒的可能性,实验目的是“为致命病毒病原体的隐蔽传播建立机制”;美方还曾在乌实验室进行过将蝙蝠作为生物武器载体的项目,经证实140多个装有蝙蝠体外寄生虫的容器已从乌境内哈尔科夫生物实验室转移至国外。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公布的文件显示,应美国国防部减少威胁局的定制要求,乌克兰建立起一个由30多个实验室组成的网络。这些实验室均按美国国防部的命令运行,美国国防部的代表有权参与乌方设施所有相关活动,而且乌方不得公开美方认定的“敏感信息”。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卫生部曾下令各实验室销毁生物病原体,其中不乏鼠疫、炭疽、兔热病、霍乱及其他一些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从乌克兰实验室曝光的触目惊心的信息看,这只是揭开了美国在全球搞病毒霸权主义的冰川之一角。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是所谓“生物协同计划”的一部分,项目由五角大楼直接出资管控,大多位于独联体国家、中东、东南亚和非洲。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军方就开始在境内的多个场所秘密开发生化武器,臭名昭著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和达格威实验基地就开始于那个时期。二战结束后,美国庇护并聘用日本731部队战犯作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达格威实验基地则储存并测试全世界最危险、最致命的生物和化学试剂。20世纪50年代起,美军还在美国本土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例如,针对非裔美国人投放可引发肺部疾病和哮喘的烟曲霉孢子,在纽约地铁隧道中释放芽孢杆菌等。美国境内生物实验设施还屡屡发生事故,严重危害当地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随着国内对生物实验的限制和透明度披露等呼声的增多,美国开始将“制毒事业”更多投向海外,给难以抵制美国生物病毒霸权主义的国家带去祸殃或风险。格鲁吉亚卢加尔生物实验室秘密人体试验造成多起参与者死亡;在韩美军多次开展炭疽杆菌试验,并在未告知韩国政府和当地民众前提下,进行了肉毒杆菌等多种剧毒物质的试验;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暴发并扩散的疫情造成数百人死亡,背后美军或美控生物实验室的身影都若隐若现。

      与美国霸权主义传播生物病毒相伴肆虐全球的还有“舆论病毒”。俄罗斯披露美国军方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关系的相关文件之后,美国媒体很快自封所谓“事实核查员”,花了两周时间“核查”,然后声称乌克兰生物实验室涉及生物武器的事件是俄方制造的虚假信息,并将之归为阴谋论。美国国务院也宣称,“克里姆林宫在故意散布美国与乌克兰正在乌境内从事化学与生物武器活动的谎言”。不过,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美国国务院三号人物、负责欧洲事务的副国务卿纽兰却露了马脚。当时,受中方制裁的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向纽兰提问乌克兰是否有生化武器,卢比奥原本期待获得断然否定的回答,从而坐实俄方在做虚假宣传。没想到纽兰表示,“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而我们(美国)正在与乌克兰人合作,研究如何防止相关材料落入俄罗斯军队手中”。卢比奥连忙打断话头,并转而要求纽兰确认,“如果在乌克兰境内发生任何生物或化学袭击,幕后黑手百分之百是俄罗斯人吧?”

      美国在向世界灌输一种双重标准,即相关“材料”是不是生化武器,取决于其掌握在谁手里,在美国人手里就是“和平的鲜花”,落入其他人手里才是致命的毒株。而“拥有毒株”的其他人,往往被妖魔化为“国际社会的贱民”,成为美国肆意抹黑和倾泻仇恨情绪的对象。如果相关“材料”真像美国国务院所说的那样,是美乌双方“发展生物风险管理文化和国际研究伙伴关系,加强生物安保、生物安全和生物监测措施伙伴能力”的普通研究,纽兰又何必担心“落入俄罗斯军队手中”?

      以“防御性”研究之名,搞出被禁止的武器并产生致命的伤害,美国早有前科。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2001年造成全美恐慌的炭疽袭击的嫌疑人,就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人员。这一事件造成22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并使2万美国人服用抗生素。联邦调查局的结论也声称,陆军只是在进行“防御性”研究,目的是寻找疫苗和其他保护措施来防止武器化的炭疽菌株,为此制造出了生物界原本不存在的高度致命和危险的菌株,并被生物实验室人员作为武器释放了出来。

      在舆论霸权主义的加持下,美国是不需要加入,甚至不惮于践踏《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核查机制的。在炭疽袭击发生的同一年,美国就以“生物领域不可核查”为由,单方面退出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行为上,美国更是打着“防御”的幌子,开展不受核查的生物武器开发。《纽约时报》2001年报道,一项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秘密生物研究模拟了敌对国家或恐怖分子制造生物武器的主要步骤,包括组装细菌武器工厂、制造苏式细菌炸弹模型等。2006年,《华盛顿邮报》曝光美国政府正秘密筹建生物防御实验室,将用世界上最危险的细菌和病毒模拟可能的恐怖袭击。美国《今日军控》杂志也多次披露美方疑似违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举动。2003年2月,美国陆军获得一项可发射生物制剂的步枪装置,曾任美国裁军大使、参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谈判的詹姆斯·伦纳德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很难划清研发该装置与制造生物武器的界限。2008年,美国两个著名核武器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决定开设生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研究炭疽、布鲁氏菌、鼠疫等严重威胁公共健康和安全的病原体。

      借助把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主流媒体的优势,美国大搞舆论霸权主义,为生物武器开发的“美国例外”开绿灯、做美颜,掩盖自己长期秘密研究生物武器的行径,同时炮制俄罗斯要发动生物武器袭击等论调,把脏水和暗器投向被其视为“对手”的国家,挑动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不满和仇视。实事求是是最好的解毒剂。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把事实特别是那些被美国有关机构和部门遮蔽掩藏的事实搞清楚,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还以全面的、完整的真相,才能清除霸权主义的流毒,打造一个真正实现包括生物安全在内的普遍安全的世界。

      (作者:冯维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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