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见证下中国与波斯的友好关系

  在中国史籍里，有关伊朗的记载最早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安息即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曾与罗马帝国抗衡，盛极一时。《魏书·西域传》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此处的“波斯”系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又译萨桑王朝，得名于其创建者阿尔达希尔的祖父萨珊。萨珊是一名祆教祭司，其子帕佩克在3世纪初控制法尔斯省大部分地区后，基本摆脱安息帝国的统治。224年帕佩克之子阿尔达希尔起兵，建立萨珊王朝；226年占领泰西封，号称“诸王之王”，开创帝国伟业。萨珊帝国的疆域囊括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并一度占领塔什干，扼守东西方交通的咽喉要道，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公元425年贵霜帝国覆灭后，萨珊波斯在丝路商贸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波斯人不仅是中国丝绸的主要消费者，而且几乎垄断了丝路的中转贸易，拜占庭人、突厥人、粟特人等均无法与之匹敌。精明能干、获利丰厚的波斯人是欧洲与远东商贸中最为活跃的中间商，波斯语甚至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言”。

  丝路商贸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萨珊帝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萨珊王朝在继承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汲取东西方文明成就，创造出辉煌灿烂的萨珊文化。据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记述，“萨珊朝末年，养蚕抽丝之法，已由中国传至波斯”。波斯人的丝织品统称为“波斯锦”，绚丽多彩，质量上乘，风靡一时。“萨珊式”的联珠吉祥花纹，对中国、拜占庭和埃及等地工艺美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618年唐朝建立，开辟了中外交往的新纪元。根据唐初的法令，外国质子和滞留不归的使臣皆隶属于中央十六卫大将，宿卫京师。波斯人可以参加科举、与唐人通婚，功勋卓越者赐姓李、封官开府、荣升将军，死后葬于中土。如在太宗贞观年初年，安朏汗率5000余人归顺唐朝后，安置于维州(今四川茂县)，出任维州刺史，封为定襄郡公。唐高宗时期，安朏汗之子安附国继任维州刺史，加封子爵，晋升右戍卫大将军，病故后葬于长安。

  唐强盛时，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包括波斯商人在内的胡商纷至沓来。他们将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宗教信仰、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带入中原，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然而，萨珊波斯帝国却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危在旦夕。面对阿拉伯人势不可挡的政治威胁与军事进攻，萨珊国王耶兹底格德三世（旧译伊嗣俟、伊嗣候，632—651年在位）曾三度（639年、647年和648年）“遣使朝贡”，向唐朝求援。终因路途遥远，唐太宗爱莫能助。642年，阿拉伯大军在奈哈万德彻底摧毁萨珊军，攻克泰西封。耶兹底格德三世逃往中亚，651年卒于木鹿（今土库曼斯坦东南），萨珊王朝遂亡。

  耶兹底格德三世之子卑路斯（又译菲鲁兹、皮鲁兹）逃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求救于唐朝。为了安抚流亡的波斯王子，同时也出于对西部疆域安全的考虑，661年唐朝在锡斯坦的首府疾陵城（今阿富汗西南部的扎兰季）设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为都督。按照《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的记述，“唐代波斯都督府所辖境域，仅波斯东部边地而已”。翌年，卑路斯被唐高宗封为波斯王。据《册府元龟》记载，卑路斯两度（667年和671年）“遣使来朝”，向唐高宗“献方物”，并于673年亲自访华。由于不断遭到阿拉伯人的进攻，674年卑路斯入唐避难，定居长安，高宗授其为右武卫将军。

  678年卑路斯客死长安，唐高宗立其子泥涅师（或称泥涅师师，又译纳尔希耶）为波斯王，并派吏部侍郎裴行俭带兵护送其回国光复。裴行俭率军行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附近）后折返。迫于阿拉伯帝国强大的军事压力，泥涅师长期滞留在吐火罗，部下离散，复国无望。但他仍与唐朝保持联系，曾于682年（高宗永淳元年）和706年（中宗神龙二年）“遣使贡献”。707年泥涅师返回长安，被唐中宗封为左威卫将军，不久病故。

  泥涅师之子蒲桑被立为波斯王后，在河中地区与阿拉伯人奋力抗争，直至730年。危难之中的波斯王渴望与大唐修好，频繁地“遣使朝贡”。唐玄宗力推“文官用汉人，武将用胡人”的新政，波斯人则如鱼得水。在《册府元龟》中，波斯人“朝贡”十余次，达到顶峰。719年（玄宗开元七年）,波斯王先后三次“遣使朝贡”；722年（开元十年），“波斯国遣使献狮子”；725年（开元十三年）和730年（开元十八年），穆沙诺两度来朝，均被“授折冲，留宿卫”，在长安任职。蒲桑之后，其后人仍以波斯王的名义派遣使者到唐朝贡，向唐玄宗献犀牛、大象、玛瑙床、无孔真珠等“方物”。

  唐玄宗之后，有关波斯王“遣使朝贡”的记录已不多见，在《册府元龟》中仅有一些零星记载：759年（肃宗乾元二年）、762年（代宗宝应元年）和771年（代宗大历六年）“献真珠、琥珀”等。780年唐德宗即位后，再无此类官方交流的记录，但中国与波斯之间的民间交往依然密切。无论是在具有国际都市风貌的唐代两京（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丝路沿线的节点城市凉州等，还是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泉州、广州等，都有设店经商、行医、从军和传教的波斯人。从各类文献资料中可以明显看到，波斯移民几乎遍及大唐各地。《太平广记》中称波斯人为“波斯胡”，对定居长安，经营珠宝、香药等行业的波斯商人多有记述。《资治通鉴》云，787年（德宗贞元三年），“四千”波斯人滞留长安，有的长达“四十余年”，他们“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写道，“大凡波斯人足迹所至之处，皆有祆祠”。两京也不例外，长安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和靖恭坊，洛阳的会节坊、立德坊及南市西坊均建有祆祠（波斯寺）。根据真人元开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748年（天宝七年），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漂流至海南岛振州（今三亚市崖州区），听闻当地“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都是波斯人。波斯人入唐，强化了胡汉融合、胡汉并存的多民族意识。

  总之，萨珊波斯亡国后的百余年间，唐朝对流亡、寓居、滞留于大唐境内的波斯王室后裔礼遇有加、诚信亲善。诚然，众多朝贡者中不排除假借波斯使节之名的商人或其他地方首领，其目的是利用中国与波斯之间的亲善关系求得人身安全保障、获得更多的商贸利益，而普通的波斯人更是梦寐以求。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与波斯之间源远流长、互利互惠的历史交往和友好关系。唐朝-波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和艺术等诸多方面交流互鉴，是既具深度又有广度的全方位的交往，涉及民族史、边疆史、文化史、语言史、交通史等方面的研究，值得我们深入探索。正如中东史专家彭树智先生在其著作《文明交往论》中所言，“伊朗文明同中华文明之间的悠久、广泛而互动的交往，是一部经久不衰、开发不尽的历史研究资源”。

  （作者：雷钰，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