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经学纂略

  皮锡瑞《经学历史》将西汉元、成帝以降直至东汉划为经学极盛时代。清人倡明“汉学”实为东汉古文经学，确与西汉今文经学不同。虽然东汉立于学官者仍为今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勃兴，经过从西汉后期到东汉的反复博弈，至三国之际古文经学已经无可动摇地占据了主导地位。下面，我们以问题为纲，简要介绍一下东汉经学。

博士制度与熹平、正始石经

  经学的真正发展是从汉武帝开始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置立五经博士，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并且成为此后传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崩坏。及光武中兴，雅好经术，四方学士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等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后汉书·儒林列传序》），这就是今文十四博士。嗣后又立《春秋左氏传》《穀梁》博士，未几而罢。自是讫汉末，无所增损。光和三年（180），灵帝“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后汉书·孝灵帝纪》）。这应该是针对已立于学官的五经博士而言，比如有官无人者，所立并非古文经博士。换言之，“汉世所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学也。古文诸经，终汉之世未得立于学官”。

  汉末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文之学乃日兴月盛”。至曹魏黄初之际，复立太学博士，所立诸经，“已非汉代之今文学，而为贾（逵）、马（融）、郑（玄）、王（肃）之古文学矣”，于是古文经始立于学官，“而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王国维先生推定魏十九博士分别是《易》郑氏、王氏，《书》贾、马、郑、王氏，《诗》及《三礼》郑氏、王氏，《春秋左传》服氏、王氏，《公羊》颜氏、何氏，《穀梁》尹氏。其中除《礼记》《公》《穀》三家为今学，余皆古学。由是知西汉今文学皆废于此数十年间，“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蜀汉与吴亦置博士，虽员数无考，而风尚略同。（以上《汉魏博士考》）

  与经学的巨变相适应，汉末和曹魏分别有石经刊立。熹平石经雕镌的缘起是经学章句渐疏，经书辗转传写，文字多有舛误，亟须官方的统一标准文本。首倡者为宦者李巡，蔡邕董其事，校定经书文字，躬自书丹。其事始于熹平四年（175），讫于光和六年（183）。这是儒家经典的第一次刻石，于兰台漆书之外有了公开、标准的经书文本，影响深远。据马衡先生考证，所立七经分别是《易》主京氏，《书》主欧阳氏，《诗》为《鲁诗》，《仪礼》为大戴传本，《春秋》经为《公羊》家传本，《公羊传》为严氏本，《论语》为《鲁论》，均为今文经，字体是一体（字）即隶书。（以上《汉石经概述》）

  魏正始中，古文诸经已尽立于学官。因为“当时学官所立者既为古学，而太学旧立石经，犹是汉代今文之学，故刊古文经传以补之”（王国维《魏石经考》）。所立皆为古文经，经目是《（古文）尚书》《春秋》经及《左传》部分（王先生说；马衡先生《魏石经概述》以为《左传》系试刻），字体是三体（字）即古文、篆书、隶书。汉魏石经刊立后一直作为历代朝廷正定经书文本的圭臬，至隋唐秘府犹有拓本存藏，唐代秘书省“正定文字”和国子监书学博士的专业都有石经。因为汉、魏石经雕镌时间接近，又分别放置在太学讲堂东西两侧，加之后世几次迁移也是一起进行的，所以六朝以降多有不辨汉、魏和一体、三体，而将二者混同者。

今、古文经学与白虎观会议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经学史上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今、古文之所由分，其先由于书写文字之异，后来演变成经学派别乃至政治斗争。今、古文经学的主要争端体现在《书》之今、古文，《诗》之今文鲁、齐、韩三家与古文《毛诗》，《春秋》之今文《公》《穀》二传与古文《左传》，《礼》之今文十七篇与《逸礼》及百三十一篇《记》，以及《孝经》今、古文，《论语》之今文《鲁论》《齐论》与古文《古论》。

  西汉平帝时，王莽执政，好古文，又素重刘歆，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及《乐经》一度立于学官。此外，“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汉纪·孝成皇帝纪二》）。自此古文经影响逐渐扩大并流行开来。

  东汉嗣兴，虽然立于学官者皆为今文经，不过诸儒治古文经者渐多，而争论亦日渐激烈。光武即位之初，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28）正月云台集会讨论。博士范升反对，指斥“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后汉书》本传）。陈元主张置立，二人反复论战，终立《左氏》学，不过诸儒反对的声音依然很盛（《后汉书》陈元本传），最后还是随着司隶从事李封的去世而废止。足见此时今学、古学的博弈异常激烈，即便古文经短期内得到朝廷认可，终究还是无法成为官学，毕竟今学仍然占据着主导和统治地位。

  章帝好古学，“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诏治古学的贾逵入讲白虎观、云台，善其说。（《后汉书》贾逵本传）李育出身今学，但又涉猎古学，以为陈元、范升“多引图谶，不据理体”。后拜博士，“最为通儒”。何休“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作《春秋公羊解诂》。（以上《后汉书·儒林列传下》）又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郑玄乃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本传）由是古学遂明。不过郑玄不主一家，许慎撰《五经异义》，多从古文说，郑玄复作《驳五经异义》以难之。

  由于今学、古学分野既明，争议时起，建初四年十一月，章帝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一时名儒如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李育等，既有今学名儒，也有古学巨擘。会议的主题是“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李贤注：“今《白虎通》。”）。八年十二月降诏“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以上《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知其针对今学的弊端，而思有以匡正，虽未立学官，但扶持、奖进古学，已现端倪。

  总之，从西汉哀帝至东汉桓、灵帝，今、古学数次辩难，除《春秋左氏传》等古文经一度立于学官外，古文经终汉之世未立学官，今学始终占据正统地位。虽然所立学官如是，但民间已多趋向于古学，所以东汉著名学者如郑兴、众父子，贾逵、服虔、许慎、马融、郑玄等都是古文家，不过大多兼治今、古学；李育、何休专以今学名家，但也涉猎古学；至郑玄，则集今、古学之大成。

谶纬与郑玄以纬解经

  谶是假托神灵的预言，以谶解经而为纬。谶纬是汉代儒学宗教化的产物，比附经传，依托孔子。（钟肇鹏《谶纬论略》）谶纬起源于西汉后期哀、平之际。新莽以降，谶纬广泛流行。光武应图谶兴，更加崇信谶纬，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运用政治和法律手段维护谶纬之学的权威性。其后“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后汉书》张衡本传），显宗“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于是研习谶纬形成风气。七纬为内学，五经为外学，五经之义，皆以谶决。南朝以降，谶纬之学浸微，直至隋炀帝禁毁“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以上《隋书·经籍志一》），自是日渐消亡。

  纬书中的经说皆取自今文经学，如《易》纬推绎孟、京氏，《诗》纬为《齐诗》说，《春秋》纬为《公羊》说，其中以《公羊》学对谶纬的影响最大（七纬之中《春秋》纬最多）。“今学经师几乎无勿言图谶者。图谶之于后汉，抑犹阴阳灾变之于先汉也”（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两汉博士家法考》）。反对谶纬最力者为桓谭和张衡。后至郑玄“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遍注群经，兼通今古，集汉学之大成，“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本传），昭示着今、古学之争的终结，形成了经学史上的“小统一时代”（《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郑玄的伟大，“是把经学成为学问的独立”（本田成之《经学史论》第四章），已不仅仅是“利禄之道”。其学术特色之一即引纬以解经，且引经以注纬。

  皮锡瑞认为东汉经学盛于西汉，具体表现有二：“一则前汉多专一经，罕能兼通”，“一则前汉笃守遗经，罕有撰述，章句略备，文采未彰”，而后汉学者多兼通群经，并且著述宏富。此外，“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就其学术特色之别，“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经学历史·经学昌明时代》）。在今天看来，以古学为重心的东汉经学的学术成就远远高于西汉，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作者：顾永新，系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