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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一生，本以武功名世，然《汉书·武帝纪》赞语所及，竟全系武帝之文治成绩。细察班固所总结武帝朝之文治成果，其主要内容实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按此八字实为近人易白沙所总结（参见王文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语主再考辨》），非时人之语，因而今人对此总结是否准确亦有争议。一些观点认为，武帝用人不拘一格，并未独尊儒家。细考史料，可以发现，旧有对“独尊儒术”的理解确有不尽准确之处，因而产生了这一争议，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总结还是渊源有自，符合史实的。
武帝即位之初，即曾进行儒术改制，承其事者，为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奈何彼时武帝祖母窦太后主事，其本不好儒术，而“赵绾请无奏事东宫”又彻底得罪了窦太后，乃“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窦婴、田蚡亦被废黜。
一些观点将上述事件视作黄老与儒家的斗争。按汉初无为而治，黄老之学大行其道，此固为学界之共识。然而这只是汉初的政治架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使得汉廷政策与黄老思想接近，黄老遂借这一社会思想潮流风行天下而已，其政治地位不宜高估。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汉廷官方从未正式将黄老抬高到指导思想的地位，除了曹参和窦太后因个人喜好而明确行黄老之道外，其余执政者并未有独尊黄老之行为。故而武帝此次推行儒术之失败，实多为窦太后个人原因，随着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武帝尊儒行动便得以顺利推行，并未遇到政治思想上的阻力。
窦太后去世次年即元光元年，武帝下诏求贤良对策。其中董仲舒有对策建议“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据说即导源于董仲舒此议，故而董仲舒此议之意义亦被分外强调。然史书并未记载武帝对此议是否中意，即便武帝因个人喜好而从此议，然而随着时间流逝，王位传承，权力更迭，这一建议又何能得以持续呢？
事实上，如相关学者所指出，武帝执政时期，虽然“推明孔氏”，却并未“抑黜百家”。如汲黯、郑当时、司马谈、刘德等为黄老人物，张欧、韩安国、张汤为法家，主父偃、严安、徐乐等为纵横家，东方朔为杂家，对于这些人物，武帝皆予以重用。除此之外，以“多奇计”闻名，曾为晁错仗义执言的邓公亦曾在建元中被擢为九卿，而“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可见武帝用人确可谓“悉延百端之学”，不拘一格使用人才。
既然武帝本人用人不拘一格，为何后人却会公认武帝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其影响后世的关键到底体现在何处呢？事实上，之所以认为武帝朝发生了这一中国思想史的大转折，其关键实不在于董仲舒此议与武帝对高官近臣之拔擢使用，而在于儒学自身发展特点及其导致的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之合流。
近代以来，儒学走下神坛，学者多将其与百家之学等量齐观。然儒学与诸子之间，实有一根本区别：诸子乃私家之学，重在新思想之创造；儒学则以“述而不作”，阐释、践行六经自命，重在旧文化之保存。旧文化虽乏新意，然积前人之力，其内容包罗文学（《诗经》）、历史（《尚书》《春秋》）、政治学（三《礼》）、哲学/宗教学（《易经》）等诸多方面，乃是古代学术之汇总，故其能包容兴趣方向各自不同的知识分子，社会基础远较其他各家深厚广泛。
然六经作为上古学术，本为诸家所共，原非儒家之专有，《韩非子》有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而《墨子》中则有《尚书》之引文：可见六经之学本非儒家之专属——《汉书·艺文志》载刘向刘歆《七略》之目，《六艺略》尚得单列，为诸家之共主，儒家只得列于《诸子略》，此乃其本来面目。然各家以创新自命，自不免强调其与六经之异，而儒家以保存、传播六经自命，日久天长，据六经之学为己有亦是自然之事，此风自汉时已然，而至后世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时儒家已与六经混同难辨。儒家既得附骥而行，则其最终凌驾于各家之上几为必然。相反，其余各家在人数上本较儒家为少，又多以事功为业，较少投身于教育，虽可煊赫于一时，却减少了扩大影响之途径。况乱世人性求新，治世人性求同，随着战乱的止息，中庸思想自不免越来越成为主流。
故虽秦朝任刑法，高帝不好儒，文帝好刑名，窦后尊黄老，然如安作璋、刘德增《汉武帝大传》所指出，秦及汉初以来，儒生一直在博士中占据着主流。既然秦汉以来儒家在政府文化部门本居主流，则儒家之兴本为自然之事。事实上，若依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意见，秦虽焚诗书而坑方士，然其所尊实为以“性恶”、礼法为言的仲弓——荀子一派，李斯、韩非皆出此门下，究其根源实亦为儒家，唯此派以专制为天然而已。察诸始皇东巡刻石体现的“仁”“义”思想，夏先生所言实有其道理所在。
此外，景帝作为武帝的父亲，对其喜好态度影响亦极大。虽然文帝好刑名之言，令“学申商刑名”的晁错为景帝的“太子舍人”，而景帝又有“天资刻薄”之名，杀堂弟吴太子、师父晁错全族、功臣周亚夫乃至逼死亲子临江王，百无禁忌，亦颇有法家之风，然细察其喜恶，所钟情者却为儒家。这一点从其对辕固生的爱护中颇可窥得。《史记·儒林列传》载辕固生与黄生之争论，其言语已颇犯忌，而景帝不以为忤。之后辕固生得罪窦太后被令刺豕，景帝特地“假固利兵”，可谓关怀备至。将此与前述景帝阴刻行为相比，对比实不可不谓强烈。
更为明显的是景帝对卫绾的使用，命其为太子太傅，并在在位末年命卫绾为丞相，视为顾命之臣，“以为敦厚可相少主”。而卫绾在建元元年的上书则云：“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其仇视刑名之学的态度跃然纸上，实开独尊儒术之先声。此外，对两汉儒学影响甚大的董仲舒亦是“孝景时为博士”。
《史记》称“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然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景帝朝大臣王臧、文翁、韩婴、晁错皆为儒家，可见景帝朝对儒者已开始悄然重用。其子刘德早在景帝前二年就被封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更有求民间经书，大兴儒学之举，其背后无疑亦当有景帝的支持（参见成祖明《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
由此看来，儒术之独尊实有其必然的发展趋势，而非武帝个人心血来潮。
而儒家中庸的特性更使其在政治上有着极强的韧性，这一特点使其一旦登顶，就绝难如黄老思想那样被取代。武帝以儒学代替黄老，由无为走向有为，而其身后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竟同样可以用儒学批评武帝，使政策转向休养生息。在不更改根本性指导思想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一百八十度的政策转向，此种强大韧性绝非其余诸家所能实现，而其余诸家则不得不为儒学所并，这正是儒家不因帝王一时喜好而倏兴倏衰，能在其后指导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原因。
儒家之基础既已如此雄厚，其所欠者，实仅在于一个勃发的机会，改变“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的状况而已。而自惠帝以来，承平日久，以军功取士的流动体系几乎停滞，朝政被功臣及其后代所把持，亟须新的选官途径。两种需求勃然相激，乃成武帝朝选官制度之大改革。《董仲舒传》称“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儒学既已居主流，又受到武帝支持，则孝廉之举与学校之官为儒家垄断自是必然。这些政策建议对儒学独尊这一历史进程的影响远较其元光元年的贤良对策重要。然将此事全部归功于董氏，恐是儒家后学之溢美。
州郡举孝廉之事，亦发生在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事发生在贤良对策之前，与董仲舒上书或无直接关系。
从后世来看，此荐举制的实施是选官制度上的一大改革。然此令在最初并未引起地方重视，故而在元朔元年，武帝复下诏责不举孝廉之罪。有司议其罪云：“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大约在此之后，荐举制才成为汉廷的重要选官制度。如前所述，自秦以来，儒家在文化部门已居主体，而在武帝支持下，文化教育部门则进一步被儒家所垄断，假以时日，士人阶层皆难脱儒家之教育体系，主流荐举对象自亦非儒家莫属。
值得说明的是，这种以郡为单位举荐人才的方式对时人的社会观念亦产生了影响。胡宝国《〈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曾指出，《史记》叙述人物之籍贯尚以县为单位，是为战国遗风；而《汉书》叙述人物籍贯则已以郡为单位，体现了时人新的区域观念的建立，是西汉帝国对郡建设的成果。胡先生对这一变化的观察确实到位，然这种变化实非渐变所致。如文中所叙，董仲舒、司马迁等武帝时人尚皆以县为籍贯，然宣帝时萧望之竟已有“东海萧生”之号。时间相距如此之近，而观念悬殊如此，其间自当有突变因素。个人以为，武帝以郡为单位施行荐举制实为影响此观念之主因，自此以后，各郡士人在选官渠道方面形成互相关联的利益共同体，对郡的认同感自会大幅度提升。
至于学校之官，实见于有“不肯面折廷争”之讥的丞相公孙弘在元朔五年之上书，其中按武帝的意旨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然此上书中更为关键的是为博士弟子打通了选官途径。上书中明确建议，对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上书中还对通经学的地方吏员的升迁进行了制度化建议。此令得到武帝的支持，博士弟子既广而又得出仕，已入仕的吏员亦因利禄而钟情六艺，儒学地位就此奠定。司马迁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实得儒学兴旺之关节。
综上，以博士为代表的官方教育领域既已早以儒家为主，随着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合流，儒家的统治基础就此奠定。武帝作为此制度之奠基者，在“独尊儒术”一事中无疑占据关键地位。
不过，人才教育尚需时日，且博士弟子就任之初这些职位大多是中低级位，则在武帝当时，儒家实尚未完全垄断。而武帝择贤不拘一格，征召、自衒鬻多管齐下，甚至有明确表示不在乎“负俗之累”以求“非常之人”的求贤之令。这样，武帝朝高中级官员尚体现出如前所述“悉延百端之学”的特点，并非全系儒家。
武帝所播之种固不因其治标之策而改变，议者惑于其在世时“悉延百端之学”所生之质疑实难成立。世易时移，日久天长，新生的一代往往已难脱儒学彀中，而后世帝王往往也无武帝式选拔人才之动力，按部就班升迁之官员更是以儒生为主。至西汉后期，朝政终于彻底进入儒生之掌控，所谓“独尊儒术”之势就此乃告确立。恰如班固所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作者：安子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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