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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18日 星期五

    老营盘

    作者:徐贵祥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18日 15版)

        郭红松绘

      1981年春天,通过专业和文化考试,我成为武汉军区炮兵教导大队的一名学员。我打起背包,一路南下,辗转来到一个地方——河南省确山县城东南方向的一座神秘的营区。

      这次被录取的共有150名学员,其中,地面炮兵部队的90名学员组成炮兵教导大队五中队。五中队分为两个区队,一区队侧重射击指挥专业,我们二区队侧重阵地指挥专业。两个区队的宿舍在大队营区最东边,紧挨着贯山山根。这个营区不像多数部队那样整齐划一,而是零星散布在几条山沟里,房子高墙厚瓦,三面垒着与房檐同高的土堆,就像防御工事。教员告诉我们,抗战时期这里曾经是苏联红军帮助修建的弹药库,库房周边的土墙是防空设施的一部分。

      教导大队是师级建制,大队长是一位老八路。据当年在总机班工作的战友徐芳回忆,我描述的大队长可能名叫畅玉春。记得入学之初,在开训动员大会上,大队长挥着大手给我们训话:“在精神上,你们要按照炮兵连长、营长、团长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行动上,你们要按照普通一兵的标准约束自己。进来的时候,你们是铁;拔出去的时候,你们是剑……”现在已经很难确定这是大队长的原话,还是此后的岁月里我对他的想象。大队长不仅魁梧——那不是一般的魁梧,而且威严,他坐在主席台上,纹丝不动,就像一尊铜铸的雕像。离开贯山18年后,我写过一个小说《特务连》,描述一群新兵在雪地里看见师长从吉普车上下来的一瞬间,车子的两个后轱辘似乎“呼哧”一下往上蹿了一截,那个师长的外在形象就来自当年我对大队长的印象。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从大队图书室看到一本杂志,里面有篇纪实文章《山沟里的老八路》,我越看越觉得故事主角是我们的大队长。

      学习的科目很多,从专业角度讲,要完成初级指挥院校两年的课程,一方面要提高运算能力,另一方面还要像连队普通炮手那样,学习兵器操作课程,挖助锄坑、构筑工事、操炮这样的基础技能,一个也不能少,体力和精力都要经受磨砺。

      一个区队分成四个班,四十多人住在阔大、造型奇特的宿舍里,白天野外作业回来,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浓烈的汗味。熄灯前有一段自习时间,这段时间宿舍就成了竞技场,双人钢丝床的下铺,放上图板就成了写字台。往往在这个时间段,宿舍里会出现一种压抑的安静,练习滚加滚减时的念念有词,拉计算盘的声音,翻对数表的声音……熄灯之后,多数人很快入梦,没有听说谁因为战友的呼噜声失眠。那一声高过一声的呼噜声伴着青春的梦想在天花板下缭绕,偶尔会从某个方位、某个高度上爆发一句两句:“阵地注意——表尺365,方向,基准射向向右0-16,一炮一发……”

      教导大队不同于院校,教学不那么体系化,也不那么刻板,一切从实战需要出发。教员大部分是有经验的“老炮”,在部队担任过基层指挥员。有个年龄很大的教员,参加过解放战争,讲理论磕磕巴巴,但是实战经验丰富,那双肉眼,就像测地仪器,他往哪个山头一坐,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就在心里展开了。据说当年打仗,他拎一只酒壶坐在观察所里,可以直接给阵地下达射击诸元,直接修正炸点。三十年后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当主任,带领学生到山区部队体验生活,组织写生训练,直接描写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应该说有当年那些教员给我的启发。

      五中队的队长彭金江,是个山东汉子,不苟言笑,讲话慢吞吞的,有一次他批评一名同学:“又冒泡了,连个站立点你都定不准,你怎么打仗啊?端个指北针跟真的一样。”他有一句经典口头禅,哪位同学做错了事,他也不多说,皱皱眉头就是一句:“又冒泡了。”

      所谓“定点”,就是在地图上判断当前所在的位置,具体方法有仪测法、交会法、现地对照法,等等。有经验的老兵,哪怕赤手空拳,也可以通过日月星辰判断方位,根据树木苔藓判断南北向……这门课虽然简单,但是要做到精确定位,还是需要硬功夫的。而定位是否准确,在战斗中至关重要。炮兵作战,所有的学问就在两个字上——“位置”,阵地位置、目标位置、弹着点位置……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五中队教导员名叫罗述本,武汉人,个子不高,白白胖胖的,戴着眼镜。那时候我偷偷写诗,写了满满一个日记本,后来被他发现了,把我叫去,鼓励我不要偷偷摸摸的,只要不影响训练成绩,就光明正大地写。我说写得不好,怕见笑。他操着武汉话说:“你一个男子汉,还这么‘小资’?给我大胆地写,大胆投稿,我们五中队不仅要培养战斗骨干,也要培养笔杆子。”在他的鼓励下,我把日记本寄给武汉军区的《战斗报》,被选中了一首《放心吧,祖国》。拿到报纸的那天,我压抑着极大的激动,悄悄地观察教员、同学,特别是大队部女兵看我的眼神,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教导大队有七个中队,其他中队要么是干部轮训中队,要么是骨干训练中队,只有五中队和三中队(高射炮兵)是预提排长培训中队,属于初级指挥培训性质。因为身份特殊,在大队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总是这两个中队拿第一,像篮球赛、拉歌、拔河这样的集体对抗,只要这两个中队上场,其他中队基本上没戏,三下五除二就出局了,心甘情愿地当啦啦队,加油的声音喊得震天价响,在贯山山谷回荡,就连五六公里以外的确山县城都能听到东南方向传来的滚滚惊雷。除此之外,演讲、设计黑板报、文艺表演之类,这两个中队也是当仁不让,绝不放过任何一次拿第一的机会。

      但是,第一只有一个,而培训中队有两个,谁也不服对方。就是这两个中队,你来我往,此起彼伏,把一段岁月搅得风起云涌。而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战斗骨干,正是在这种喧腾的环境里重新淬了一次火,然后我们毕业了,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部队,把贯山的高度、强度、精度和温度传输给全军区炮兵部队。

      2002年,我在山东某部工兵团代职副政委,秋天随部队到确山参加实兵演习。这中间,我自然要到贯山看看。自从我们毕业,教导大队几经改编,先是被降格为正团级,整编为信阳陆军指挥学院炮兵训练大队,后来又取消建制,营房交给地方。听说地方政府曾经在这里办了一个工厂,后来又关闭了。

      我是乘车进入老营盘的,第一站是我曾经的宿舍,那里已被夷为平地,好在旧址还在,那是一块将近二百平方米的钢筋水泥基座,与世无争地潜伏在荒芜的草丛中。我摸出手机给同学谭荣登打电话,说找到了找到了。老谭问找到什么了,我说,找到我们的钢丝床了,把地图找出来,我告诉你坐标。

      老谭哈哈大笑。当年,在贯山脚下,我和老谭是同床,他入学时是学员班副班长,所以睡下铺,我睡上铺,虽然我后来被“越级提拔”为班长,但是上下铺的既定关系没有改变。

      离开贯山之前,我没有乘车。我以我的床位为原点,徒步前进,向北路过当年的中队部,向西路过当年的伙房,伙房边上有一个二十多米高的靶楼,还在。再向西路过原三中队旧址,从小树林里绕了一段弧形,这就快到大队部了,那是总机班的驻地。

      记忆里的贯山岁月,往往在周日,往返军人服务社的路上,可以看见总机班的女兵打羽毛球,她们矫健的身影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那画面让我们这些男兵心驰神往。但也仅限于想想,那时候把我们管得多严啊,首长们生怕我们的思想“冒泡”。

      记得一次训练回来,大家正在洗漱,七班同学郭忠信冲进宿舍,激动地宣布:“今天晚上,吃包子看电影,绝了!”当年,改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吃包子和看电影。包子可以吃饱,但是电影常常看得一波三折。同学回忆,有一次大队部放电影,遇到有男女主人公亲密举止的镜头,一个副大队长马上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吆喝放映员用手挡住镜头。

      再往西边走,就是大队部了,路北是几排灰色砖瓦平房,那是当年大队机关的办公场所。南边是球场,西南方是医务室……有些建筑已经荡然无存,有些剩下断壁残垣,在暮色中无声地诉说着昔日的精彩和时光的沧桑。

      在大门口,我上了车,坐在后座上,长时间一言不发,我想起了彭队长的那句话:“连个站立点你都定不准,你怎么打仗啊?”这一句在几十年前听起来很普通,当时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但在后来的岁月中,它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是的,我们这些人后来各回各部,各有各的工作,不管官大官小,不管钱多钱少,我们都经受住了考验,力所能及地报效国家,服务人民,没有听说我们中间有人“冒泡”。说到底,是因为定位准。从贯山时期开始,我们就端着指北针,把自己定位在普通一兵的位置上,定位在老老实实做人的坐标系里,修正在勤勤恳恳工作的人生象限里。

      车子过了县城,在山路上颠簸。从后视镜里,我看见驾驶员不时地注视着我,他的眼神里有不解和迷茫。这个年轻的战士可能有点想不通,就这么个凋零萧瑟的山根,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怎么会让一个老兵作家如此眷恋,如此感慨?他哪里知道,我成为作家,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这里既是我的站立点、出发点,也是我的目标点。

      (作者:徐贵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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