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哲学视角探解中国思想

  “他者”是20世纪欧陆哲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当思考主体不再视自己为本原，就必然需要寻找一个可以真正对话的他者，并通过和他者的互相注视来反观自我。正如诗人瓦雷里所言，我们在彼此眼中看到的是自己所看不到的自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哲学的任务变成了试图理解“相异性”而非建构“同一性”。而当年还是巴黎高师学生的弗朗索瓦·朱利安正是从这样的思想脉络里瞥见了自己未来的研究路径，看到了在哲学的未思和“异托邦”的中国之间建立学说的可能，即以哲学来反思汉学研究。

  然而当年朱利安的出现，引起了法国哲学界和汉学界不小的骚动，既有大声为他喝彩的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和汉学家汪德迈，称赞他给法国汉学和哲学都“开辟了一条新路”，也有汉学家谢和耐和毕莱德等认为他其实是走了一条捷径，更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的笔战。2006年毕莱德出版了一本名为《反对弗朗索瓦·朱利安》的书，认为他将中欧作为遥遥相望的“对踵”，从外部停滞地观看对方，迎合自伏尔泰以来法国精英对中国的想象，“缺少普世情怀和批判精神”。

  而朱利安以他一贯的研究思路来回应：所谓的普世只是欧洲的普世，不仅印度、阿拉伯世界没有类似的概念，与中国相近的日本也没有。中国思想既不类似于也不同源于欧洲哲学，而是完完全全在欧洲框架之外的他者。如果从内部看中国，就只能看到被认识论肢解的紧张关系和决裂；但从外部却能看到构成中国思想的特质，从而得到这种特质与构成欧洲理性基础的逻辑之根本不同之处，使中国思想与欧洲哲学展开相对公平的对话。这一主张得到很多支持，比如2007年出版的由欧美和中国众哲学家及汉学家撰写的合集《斗胆为弗朗索瓦·朱利安建构》，2013年的《思想的可能》以及2017年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召集的以朱利安作品为讨论主题的会议，都可视为对众多反对声音的回应。

  从朱利安历年来著作的书名——《影射的价值》《平淡颂》《势：中国的效力观》《言无言》《圣人无意》《默化》《大象无形》等——就可看出作者尽可能在欧洲哲学话语边缘寻找进入中国思想的入口。比如《默化》是以作者对看不见的时光流逝的感悟为楔子，从而引入中文里的“化”。“化”从易经和诗经时代开始就成为中国人思维和行动的基本模式之一：《诗三百》说的是教化，《易经》说的是变通，对立的恰恰是可相互转化的。为何“化”从未在欧洲哲学中出现过？如果追溯问题的源头，会发现中国的“化”是没有确切主体、没有具体形态、更没有划分变化阶段的一种“暧昧不清的行为”。这必然从一开始就要被以“逻各斯”（理性）为推理工具的欧洲哲学拒之门外。从古希腊时代起，欧洲哲学中所谈论的“变化”，就明确指向从A事物到B事物的不同状态，却忽略了中国的“化”所注重的中间状态的变化过程。因此当亚里士多德遇到“灰色”这一种非黑非白的颜色就难以定义了。也因此欧洲20世纪之前的哲学所注重的不是活生生的、连续不断的“生命”和“生活”，而是超出这个过程之外的“存在”。而这一存在也必然选择的是走上哲学和神学的道路。就像众多二元对立的命题，当存在作为一种突显，死亡也就必然被摆在了存在的对立面。康德和黑格尔分别以“超验”和“绝对精神”试图解答这其实无解的“生还是死”的问题，最终都没能走出本体论的泥沼。

  所以在朱利安看来，以“知性——理性”思维来看中国思想已并不合适，就如以某个欧洲哲学概念为起点来理解中国文化，其实是预设了思维的陷阱。例如比较中欧“主体”概念，然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关于“主体”的讨论，中国思想也不以概念来推动逻辑、阐述思想。使用欧洲哲学现成的概念的确是展现论述价值的最有效、最清晰的方法，但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把中国思想放置在欧洲哲学体系之下，成为其附庸。

  如何跳出这种“比较”，或许还是要从理性本身着手。如果理性是一种不再限于给定的、绝对的、超验性的范畴，而是一种活跃并可拓展的，随着经历和体验而发展的可理解性思维，那么多元理性思维之间可拉开的间距越大，就越可以有探索和互相启发的空间。如果再进一步，不把这可拉开的“之间”看成只限于分开两端的、本身无意义的间隔，不再认为只有两端才能被界定，而且在界定中提供意义使人触摸到本质，而是认识到一切其实是在“之间”发生，那么我们就不会那么执着于“本质”和“绝对”，而对可能性、有效性和可理解性做新的审视。

  朱利安总是将“之间”和“间距”放在一起谈论，这两个概念其实都直接受启于中文里的“间”。“间”在金文里的字形就是月处两扇门之间。《说文解字》亦说：间，隙也，从门从月。正如这字源所暗示的，月光从门缝里漏过，具有可展开性，因此这“间”可无限大也可无限小，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审美概念，从中可窥见中国人看待和表现世界的方式。比如中国绘画，不限于事物的真实形态，却又秉承所画事物之精神，不是真实的具象也不是概括的抽象；又如中国戏曲，不必然再现真实，却表达了对真实的感知，也因此戏曲舞台上简单的一桌两椅布景却可以让演员任意穿越在不同时空之间：中国艺术不以模仿现实为要，又和现实不即不离，却由此展开了作为无形通道的“间”。在这一点上，“间”和“道”同质。相较“之间”，“间距”更是一个“扰乱或搅动”的概念：在这搅动中将原来的秩序打乱，使其他的视角浮现，而一旦各种文化的不同视角出现时，真正的对话也就可以开始了。

  朱利安在一次接受记者访谈时指出，经历了精英辈出的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之后，当代法国哲学界不免有些寂寥。然而沉默也正暗示了这是一个各种思想不断涌动、重新交汇和重新整合的时代，而这尤其指发生在相隔最远距离的、不同思想间的互启。

  （作者：萧盈盈，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